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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虽出自清代两个不甚有名的普通文人之手，但却风靡一时，可与《文选》、《唐诗三百首》的影响相比的古代散文选本，这就是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鲁迅在《集外集?选本》一文中说:“以《古文观止》和《文选》并称，初看好像是可笑的，但是，在文学上的影响，两者却一样不可轻视。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之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 的作品。”《古文观止》便是由于能供读者“窥见许多有名 的作品”和“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受到了两百多年来人们的欢迎。 吴楚材、吴调侯叔侄，是两个很有学问、但仕途不达的普通读书人。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一五记载，吴楚材名乘权，“年十六病瘘，日阅古今书，数年疾愈，而学以此富”。他编有好几种书，其中有两部最出名，一部是《纲鉴易知录》，另一部就是《古文观止》。这部《古文观止》共十二卷，是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与侄子吴调侯一同选编的。
“观止”一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代乐舞，当看到《韶箾》时，便赞叹道:“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意思是说:我观看的乐舞到此已好到极点了，如果还有其他的乐舞，我不敢请求观赏了。吴楚材、吴调侯把“观止”用来作书名，意思是说，这里所选的，就是人们所能看到的最好的、尽善尽美的文章了。的确，这部《古文观止》所选入的从先秦到明代的二百二十二篇散文，基本上都是优秀作品，从艺术角度来说，它更是选择极精。例如先秦部分，有《左传》的《曹刿论战》、《宫之奇谏假道》、《烛之武退秦师》，《国语》的《里革断罟匡君》、《叔向贺贫》，《战国策》的《冯煖客孟尝君》、《触詟说赵太后》、《唐雎不辱使命》，屈原的《卜居》，宋玉的《对楚王问》;两汉部分，有《史记》的《屈原列传》、《太史公自序》，贾谊的《过秦论》，邹阳的《狱中上梁王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魏晋部分，有李密的《陈情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至于唐宋部分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诸家散文，更都是千古传诵、脍炙人口的佳作。明代部分，它不选复古模拟的李梦阳、何景明，而选了王守仁、茅坤、唐顺之、归有光、袁宏道、张溥，眼光也是很敏鋭的。可以说，《古文观止》基本上显示出了中国古代散文史的脉络。
《古文观止》不仅选择很精，而且取材也广。过去的一些古文选本，如《唐文粹》之类，过于偏执，不收骈体文，而《古文观止》虽以“古文”命名，但它兼收骈文佳作，例如孔稚珪《北山移文》、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勃《滕王阁序》等，使得选本丰富多彩，真正反映了古代散文的全貌。同时，《古文观止》也打破了历代文章选本不收经、史的旧例，收入了不少经、史文章，如《礼记?檀弓》中的《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曾子易箦》等，《史记》的《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等，《后汉书?耿弇传》的《光武帝临淄劳耿弇》等。这就使得这部选本具有了可供人“窥见许多有名
的作品”这一优点。
《古文观止》在编选和体例上还有一些长处。首先，它选入二百二十篇，分量适中。其次，所选入的各家，比例也大体适当，如宋代十三家，王禹偁两篇，李格非一篇，范仲淹两篇，司马光一篇，钱公辅一篇，李觏一篇，欧阳修十三篇，苏洵四篇，苏轼十七篇，苏辙三篇，曾巩两篇，王安石四篇。重点突出了欧阳修、苏轼，其次为苏洵、苏辙、王安石，这大体是符合各家成就高低的。再次，它打破了《文选》、《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文章正宗》等选本按体分编、繁杂琐碎、往往一家分见数处的旧方式，一律按年代为经，
为纬，从古到今按时间顺序排列，不仅令人读来能感到散文的发展变化，而且便于查找。
此外，编选者还对这些散文作了评注。其中，名物典制文字的注释部分比较疏略，而对文章结构的分析和对艺术性的总评部分却比较精彩。吴楚材、吴调侯都是学过八股文的，吴楚材“尤工举业”，对于八股文的“起承转合”那一套比较熟悉，《古文观止》各篇中间散见的对文章结构的分析评语，就借用了那一套方式，不过，二吴虽然借用了八股文的结构分析方法，却没有死搬硬套，而是在对文章进行了细心的分析揣摩之后，才灵活地运用那些术语(如“宕一句，起下”、“点题”、“贯下段”、“承上三句”、“总结”等等)，所以，评来很有道理。而每篇之后的对文章艺术性的评语，也很有意思。这些评语总是具体而微，容易启发人的联想。他们有时是从文章的句法和用字入手进行分析，如韩愈《送孟东野序》末评语:“句法变换，凡二十九样，如龙之变化，屈伸于天，更不能逐鳞逐爪观之。”欧阳修《醉翁亭记》末评语:“通篇共用二十九个也字，逐层脱卸，逐步顿跌，句句是记山水，句句是记亭，句句是记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有时，他们又从文章的写法结构上入手进行分析，如贾谊《过秦论》末评语:“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仁义不施’一句便断尽，从前竟不说出，层次敲击，笔笔放松，正笔笔鞭紧，波澜层折，恣态横生，使读者有一唱三叹之致。”苏轼《喜雨亭记》末评语:“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写、合写、倒写、顺写、虚写、实写，即小见大，以无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穷，笔态轻举而荡漾。”他们既很重视文章须有真情，如韩愈《祭十二郎文》末评语:“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也很懂得作者的身世思想与作品的内容风格的联系，如《史记?屈原列传》末评语:“史公作屈原传，其文便似《离骚》，婉雅凄怆，使人读之，不禁歔欷欲绝。要之穷愁著书，史公与屈子实有同心，宜其忧思唱叹，低回不置云。”总之，这些评语大都比较贴切、精彩。
在《古文观止》问世前后，曾有过不少同类型的选本，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余诚的《古文释义》等都风行过一时，但后来却渐渐不传了，只有这部《古文观止》历久不衰，至今仍深受欢迎，这与它具有上述几方面优点是分不开的。
《古文观止》也有一些缺陷，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方面是它在截取原文时往往有删削字句、移并他文、擅自改易、脱落文句的现象。例如卷二《祁奚请免叔向》的“栾盈出奔楚，宣子杀羊舌虎，囚叔向”一句，删《左传》原文二十三字;卷四《范雎说秦王》的“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一句，删《战国策》原文四十六字;卷一二《卖柑者言》“玉质而金色”句下，删刘基原文二十四字，这是擅自删削的例子。又例如卷四《颜斶说齐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之后，删去一大段;“宣王曰”下删去二句;“颜斶辞去曰”下又删去一节;末尾“斶知足矣”上又加上了一个“君子曰”，这是擅加改易的例子。又例如卷一二《瘗旅文》“道傍之冢累累兮”之上，脱“无以无侣悲兮”六字;卷七《五柳先生传》“黔娄有言”句中，脱去“之妻”二字，这都是字句脱落的例子。当然，本书中有些文字的删削改易，手法是很高明的，几乎不留痕迹，其中有的似乎也有必要，但更多的是自出胸臆的妄改，破坏了原文面貌。比如上面提到的《范雎说秦王》，经过这一删削，“敬执宾主之礼”似乎秦王已执此礼，其实原文中只不过是秦王口中的一句客气话;又如《颜斶说齐王》中删去了一大段之后，好像颜斶一说话，齐宣王便从善如流了，其实还经过了一大段唇枪舌剑的争辩，这一删，原来的紧张、曲折一下子就没有了;再如《五柳先生传》“黔娄”之下少了“之妻”二字，下面两句话就成了黔娄的自我吹嘘了。这不能不说是《古文观止》的缺陷。另一方面，在编选上，它不选先秦诸子散文，却选入了《李陵与苏武书》、《辨奸论》等伪作，又南宋和元的散文一篇也没有，这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此外，二吴的评注也有一些不尽令人满意的地方，如对苏轼《石钟山记》的评语，就较为浅陋，拘泥于文章所记事实本身，而未能探索作者的深意。这些，都是《古文观止》的不足之处。
《古文观止》的版本可分两个系统。康熙三十三年(1694)，吴楚材、吴调侯编成此书之后，便寄一部给当时正“统帅云中(今山西大同)”的长辈吴兴祚，吴兴祚大为赞赏，便作一序，称赞《古文观止》“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并令刻板印行。但吴兴祚的原刻本是在什么地方刻的尚不清楚，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系统的最早刻本，是谷邑(今山东平阴)文会堂本。此本特别注明了“大司马吴留村(即兴祚)先生鉴定”，但因为吴兴祚刻印前没有与二吴通气，所以没有二吴的序和凡例，只有吴兴祚序。后来，乾隆五十四年(1789)映雪堂本就是用这个本子为底本刻印的，映雪堂本校勘很精，流传也很广，今天我们最常见的中华书局1959年、1978年排印本以及这个注本，就是根据映雪堂本排印的。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吴在浙江刻印此书，也没有与吴兴祚通气，所以在这次刻印的所谓文富堂本中虽注上了“吴留村先生鉴定”字样，却没有吴兴祚序，而有二吴序和凡例，文富堂本的评注与前面文会堂系统的本子略有不同，大概二吴又进行过一些修改，显得更妥帖一些。但这个本子流传不广，大概只有绍兴墨润堂重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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