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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想着译者王永年老先生的访谈，说他其实并不喜欢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总觉得代沟似的，还说《在路上》应该是写给年轻人的书。王老先生的话遭到了许多“垮掉的一代”拥趸们的非议，我也想趁机落井下石一下王老先生：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也不一定渴望在“在路上”了。“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这个曾经让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血脉贲张的口号换成现代年轻人的格言估计就是：我还年轻，我渴望安逸。 不能说现代的年轻人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缺乏抱负和野心，其实是时代不同了。全球化时代后的今天逼迫着年轻人总是在单位，在车间，在办公室，在餐厅，在家庭，在一切可能忙碌和即将忙碌的地方，就是没有“在路上”的时刻——除了上下班时拥挤的公交车上。现代的年轻人大都渴望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精神，所以他们不会傻乎乎的像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们一样，身无分文也要上路。
大学时候读文楚安先生翻译的《在路上》，很多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是仍然记得那种躁动不安和激动人心的心情。那时，有两部小说的名字让我渴望飞翔的青春：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两个句子之间冥冥之中似乎都指向同一种生活：永远流动的、不停歇的、居无定所的、毫不留恋而决绝的精神状态。其实我想说的是一种流亡的状态。但是“流亡”这个黑色的词汇太过于沉重和虚假。没有现实的流亡情境，大谈流亡精神的意义其实仅仅是一种姿态。而且，“在路上”的精神状态跟“流亡”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大都是个体的自我选择，而不是被迫于政治情境中的无奈之举。萨义德曾言，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相对而言，“在路上”则是快乐的。但我总觉得这种快乐里渗透着几分绝望的意味——要不然怎么称之为“垮掉的一代”?
北岛曾经写过素有“垮掉的一代”之父之称的艾伦·金斯堡，说他死的时候，病房里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悲哀的意思。这种刻意营造的气氛，当然主要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但是也不乏做出特立独行的姿态的嫌疑。“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更多的就是一种姿态和精神。凯鲁亚克就曾解释他其实不是“垮掉分子”，大多数时间都和母亲一起在家里过着“一种修士般的生活”，他所向往的也大都是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垮掉的一代”成名后，也大都从边缘回归到了主流和学院，体制和中心，他们一贯主张的“在路上”也就从现实的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他们寻求的特定目标是精神领域的。虽然他们一有借口就横越全国来回奔波，沿途寻找刺激，他们真正的旅途却在精神层面;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大部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他们的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他们的朋友霍姆斯如是说。
有诗曰：漂泊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漂泊能使人远离中心，脱离浮躁，清醒而远距离地观照，有助于让自己的生命和内心真正的沉潜下去，从形而上层面拉回到了形而下的地面，从精神重新回到沉重的肉身。“垮掉的一代”的“在路上”本质上就是一种漂泊，因为只有经历了一次次的漂泊，才能穿透虚无，只有经历了虚无才知道了存在的有限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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