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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里的妖女怎么个个“人情味”十足?

时间:2012-06-26 22:03来源: 作者:湖南刘昌春 点击:
《西游记》属世代累积型小说,“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变幻莫测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此书描写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分为女妖魔、女神仙及俗世女子三类,作者借这些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对人情人性的渴求,对生命长存的期望,对世俗生活的向往。那么,作者为何把《西游记》中的美女打扮成妖魔?
  
  隐寓世态炎凉渴求宽容理解。《西游记》中的玉面公主、树精杏仙及女童丹桂腊梅、盘丝洞的蜘蛛精、黑松林的老鼠精、天竺国假公主玉兔精等。这些女妖,有的是想吃唐僧肉以求长生不老;有的是想与唐僧成亲,破其真阳;有的是真心想与唐僧作夫妻。她们都以美貌诱人,考验师徒四人真心向佛的心志,都在九九八十一难之中。她们虽为妖魔却有着世俗中人的人情人性,正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铁扇公主活脱脱世俗中人。身为翠云山芭蕉洞主,凭其稀世珍宝芭蕉扇称霸一方,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她的丈夫牛魔王为贪图美色与百万家私,又讨玉面公主为妾,到摩云洞做了“倒插门的女婿”。铁扇公主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她渴望夫妻长相厮守,因此,当孙悟空假扮牛魔王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喜出望外,俏语温存,试图以情以义感化夫君,人世间夫妻之情之状在她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
  
  白骨精的出现,反映了家庭观念与佛教理性的矛盾冲突,出家求佛,必须与社会和家庭脱离,做到“六根俱净”。要真正修成正果,必须抛舍家庭观念的影响。琵琶洞的母蝎精对唐僧流连不舍,想与他结为夫妻,声言“黄金未为贵,安乐值钱多”;木仙庵的树精个个清奇风雅,锦心绣口,他们慎重其事地做媒、保亲、主婚,欲成全杏仙与唐僧的婚配。……从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妖魔鬼怪当然都是罪恶的,但另一方面,她们的所作所为却表现了人类渴求无拘无束享受生活的愿望,以及永世长生的生存欲求。作者通过这些由妖魔、精灵变幻出的女性,对人类的生理本能寄寓宽容理解,又通过她们欲望的落空,表明了自己的理性选择。
  
  小说《西游记》尽管把女性打扮成妖魔,但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赋予女性形象的现实意义。在取经途中,观音频频出阵,亲临黑风山、五庄观、枯松涧、通天河等处,常常是“未及梳妆”,便纵上祥云赶去救难,成为唐僧师徒的释厄者、民间信仰中救苦救难的化身。观音慈悲为怀、扶正祛邪正是俗世中平民百姓善良美好愿望的形象体现。
  
  寓意对传统挑战渴望理想爱情。《西游记》所涉俗世女性少而又少,仅西梁女国、唐僧母可以列入。但无论是工笔细描的女儿国,还是简笔勾画的唐僧母,在反映时代精神以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变异上,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佛经传说中的“女人国”故事,旨在传播佛理,把“女人国”喻为人生之苦海,人必须抛开俗世的情欲,方能度出苦海臻于圣境。小说《西游记》则有意淡化“女儿国”的宗教色彩,把西梁女国作为一个人间国度来描写,把西梁女王作为凡俗女子来塑造。尽管“女王招赘”也是考验唐僧西行取经诚意的一“难”,但它与蝎子精、蜘蛛精、老鼠精、玉兔精等由妖魔制造的女色之难有着根本的区别,女王是向唐僧求婚配的唯一的活生生的人。通过这一形象,作者对人情、人欲表现出大胆的肯定和由衷的赞美。
  
  女儿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而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高洁圣徒。她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当唐僧师徒来到女儿国倒换关文时,女王立即表示,愿舍弃九重之尊、一国之富招唐僧为王,与他阴阳配合,生子生孙,永传帝业。当见到丰姿英伟、相貌轩昂的唐僧,心欢意美之下,“不觉淫情汲汲,爱欲态态,展放樱桃小口,呼道:‘大唐御弟,还不来占凤乘弯也?”,大胆真率之言,令唐僧耳红面赤,羞答答不敢把头抬。接着,“那女王走近前来,一把扯住三藏,俏语娇声,叫道:“御弟哥哥,请上龙车,和我同上金奎宝殿,匹配夫妇去来。”,其娇媚、温情、执着,让唐僧战战兢兢,止不住落下泪来。在这里,唐僧似乎成了违反人的本性的标本;女王则是者所肯定的积极、大胆追求爱情婚姻的正面形象。而且,女王对唐僧的情,是以性爱之欲为前提的,换言之,是压抑已久的自然欲求被焕发而萌生“指望和谐同到老”的“真情”(54回),它与《牡丹亭》中杜丽娘因自然涌发的生命冲动引向梦中的欢会意义一样,包含着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折射了当时封建社会的观念。《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西游记》亦不例外。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通过《西游记》中对女性的描写,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
  
  《西游记》属世代累积型小说,“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即便涉笔变幻莫测的女性人物,也体现了真幻相生、幽默戏谑的艺术风趣。云中四圣为试禅心联袂上演的闹剧,女儿国国王为求匹配所引发的喜剧,还有观音菩萨的村言俗语及与孙悟空的幽默调侃等,都抹上了作者“性敏多慧”、“复善谐剧”的个性色彩。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西游记》虽未摆脱类型化的模式,作品中女性人物仍分几种类群,但道德化色彩明显淡化,个性化风采开始显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仙女、人女还是妖女,都富有较强的“人情”色彩。(文/刘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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