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又开始回忆了，《致一九七五》。这大约是她写作生涯的一次回溯，如同某些鱼类的定期回游。从《说吧，房间》、《万物花开》到《妇女闲聊录》，林白开始游历大千世界。《一个人的战争》背后那个孤独、惊悚、贮藏了满腔秘密心事的女人逐渐隐去。站到了阳光之下的林白博得了许多赞誉。一个 走出自己的幽暗房间，亦即走出自己的幽暗意识。文学怎么能回避广阔的生活呢？众多批评家欣慰地相视而笑：林白甩下了那些纤细的、神经质的经验，另一个全新的文学阶段出炉了。然而，这仿佛是一个反讽———林白又回去了。她再度独自坐了下来，目光迷离地回忆三十多年前的日子。现在，我似乎可以重提一个判断：林白是一个“记忆型的 ”———“回望是她写作的一个基本姿态”。这不是否认林白的想象力，或者怂恿她悠闲地逛荡在历史洪流之外。我的猜测是，日后林白的文学写作或许会周期性地返回记忆，每一次返回都如同剧烈运动之后的深呼吸。
　　
　　回忆又有什么不对？回忆始终是文学的擅长。“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文学时常魔术般地将凄艳凋零的诗意赋予痛彻心扉的回忆。当然，还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华年》。恋母，同性恋，病态的自我意识，幽居于一个隔音的房间里持续地写作；用本雅明的话说，《追忆似水华年》是极不健康条件下诞生的文学典范。无数的生活碎片如何集聚起来？回忆———绵长不尽的回忆之中，一切如同一幅挂毯般地编织起来了。的确，许多文学如此热衷于回望，要么是历史，要么是回忆。二者的区别在于，历史是个人无法左右的宏大景象，是江山社稷，是烽火连天的战事或者殿堂上唇枪舌剑的激辩，是翔实的记录；回忆是珍藏的细节，是卧室之中的气息，是喃喃细语或者某一个下午茶点的美味，是私人心情。文学常常扮演历史的侍从，民族或者国家常常利用文学传递宏伟的历史传统。尽管如此，文学还是乐于抽空眷顾回忆。这时的文学开始回到了个人空间。回忆不仅保存了种种过往的事件，同时还保存了个人的意识结构。过往的事件挣脱了既定的时间和空间秩序，记忆的收藏来自重新编码和分类。回忆同时也包括了遗忘。记住了什么的同时也遗忘了什么。为什么某一个重大的事件仅有轻微的回响而另一些眼神、只言片语、瞬间的体态或者某种声音却顽固地盘踞在记忆的核心？这是由每一个意识的结构所决定。历史当然不允许任意篡改，年代、历史事件及其因果、主要人物———这些多半是不变的。个人的意识结构不能修改历史结构。但是，回忆是自由的。回忆的主人公始终是自己，即使许多外人参预了回忆的事件。这一切不就是文学所喜欢的吗？想象和虚构，追求生动的情节和趣味，意味深长地放大或者抛弃事实的某些部分，感慨、评论或者抒情，缓慢地盘旋在某些时间段落同时对于另一些时间段落视而不见———如果说这些是历史写作尽量回避的陷阱，那么，这正是文学与回忆趣味相投的方面。
　　
　　这么说来，回忆与梦相当接近了。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对于梦的解释可能深刻地启示人们分析回忆。回忆保存的“意识结构”，这个术语显然拥有弗洛伊德式的解释。本我，超我，自我；意识与无意识，这些概念共同否决了一个镜子般的内心。梦并非日常故事的缩写版；梦是乔装打扮的无意识从意识的监察体系之下溜出来的。那么，回忆是否存在相似的机制？回忆不是记忆力自然挽留的内容。回忆的背后同样隐藏了一个监察体系，过往事件的挽留和拒斥均由这个监察体系负责执行。这时，《致一九七五》之中的某些内容开始耐人寻味。例如，这些回忆之中的父亲形象始终缺席。“父亲”是精神分析学之中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以至即使这个角色空缺仍然构成了一个心理事件。这个心理事件或许会派生多种后果。孙向明是父亲形象的替代吗？李飘扬中学毕业后急于脱离家庭是否存在特殊原因？另外，这个心理事件制造的压力肯定影响了李飘扬与其他男性的交往，尽管条分缕析地将这种影响剥离出来几乎不可能。当然，强行把这个回忆的文本塞入一堆弗洛伊德的术语是愚蠢的。很大程度上，老师、同学、父亲、家庭与李飘扬之间的种种联系还要追溯到当年的历史情景。师生的交往、脱离家庭的契机以及往来信件之中夸张的政治辞句无不植根于当时的气氛。这决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然而，一旦回忆成为故事的形式，一个结构性的转换宣告完成。精神分析学的意义不是描述当时的因果情节，而是考察现今之所以如此回忆。
　　
　　与梦相似，回忆也是压抑的某种程度的解除。当年只能紧紧捂在怀里的激情可以在三十年之后的回忆之中坦陈。内心与言辞终于一致了。当然，回忆会不会是另一种伪饰———如同坊间的许多回忆录所做的那样？回忆与梦的相异在于，前者远比后者易于操纵。不管哪一种情况，利用精神分析的技术解读《致一九七五》都可能带来许多意外的发现。当然，这是一个繁杂的游戏。文本与理论诠释之间复杂的相互衔量必须聚精会神才可能完成。相对地说，另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林白的奇异才能。也许我得补充一句：回忆是林白最善于展示才能的领域。仿佛仅仅在纸上随意挥了挥笔，一个叙述开始轻盈地滑行。《致一九七五》很快蔓延成为一簇南方的丛林。各种句子如同南方的亚热带植物互相缠绕，茂密繁盛，多汁而蓬勃。回忆通常缺乏整体的紧张。回忆的文本显示，叙述者业已拥有一个安全的位置侃侃而谈。无论是主人公的死亡、失踪乃至天崩地裂的末世景象，这一类完全失控的结局已经排除在外。《致一九七五》几乎不存在悬念。阅读如同没有焦点的漫游。诸多以故人为核心的故事片断络绎不绝浮上来，甚至交叠错综。这些片断之间仅有松散的联系———甚至没有联系。我在阅读之中常常考虑，一个没有悬念的文本为什么仍然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的确是一个必须纳入叙述学的有趣问题。至少可以认为，奇幻的景象、意象、某些机警或者风趣的议论、玄想、令人唏嘘的感叹、猜测、比拟和讽刺、沧桑感———这些因素在叙事之中的美学效用远比预计的更大。
　　
　　为什么是“一九七五”而不是别的什么年份？这是一个隐蔽的焦点吗？我们通常习惯于注视另一些年份，例如一九七六年———一个集聚了如此之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年份；或者，一九七七年，关闭了十年之久的大学校门再度打开，我们的命运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总之，生活似乎是从这些著名的年份之后开始。一九七五年意味了什么？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年份积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老三届”是前一代人的命名，他们得到的评语常常是坚毅、成熟、具有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宽肩膀；“八○后”是后一代人的命名，他们时尚、享乐、毫无顾忌地追逐High，他们的神情甚至面容无不填满了新新人类的独特风格。我们是二者之间巨大的匿名地带，一片平庸的灰色。《致一九七五》终于把我们从历史的缝隙之中找出来了。我们是另一代人。“一九七五”是我们成长史的一个关键年份。一九七五年教会了我们许多：同窗的友谊、生涩朦胧的恋情、各种形式的政治思想工作、腐殖酸铵以及猪屎和牛屎、“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离家出门谋生、繁重的农活、未来生活的可怜幻想……这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基本教材。换言之，《致一九七五》成为确认我们这一代人、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基本依据。
　　
　　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然醒悟过来：我们的生活原来如此充实。一些久违的景象缓缓地从记忆之渊冒上来。空寂的老屋，鸡血，红茶菌，闪闪发亮的自行车，敞篷卡车上的文艺宣传队，绸缎的芭蕾舞鞋，锄头、铁锹和镰刀，《林海雪原》和《沸腾的群山》，杨子荣、郭建光与李铁梅，缀满了豪言壮语的信件，水泼不进的神奇剑术，粪屋里的政治夜校……一九七五年的生活逐渐在这些形象之中复活了。某些时候，我们还能想到一些那个时代的另类故事，例如那个拒绝出工的安凤美，还有那只会耍杂技的公鸡和精瘦的黑猪。这些形象已经丧失了“老三届”的严肃和虔诚，而在“八○后”看来又是如此乏味———没有那种玩世不恭的叛逆，尤其是没有多少性的故事。这的确是一代人的可耻履历。不三不四的课程、宣传演出、下乡安家落户、早出晚归的插秧或者割稻———这些无聊的事情竟然耗掉了大部分的力比多，以至于他们没有多少剩余精力制造一些情节复杂的多边***。如果说，营养过剩的“八○后”无法理解这一切，那么，或许这就是《致一九七五》的成功。林白终于把这一代人分隔出来了。她的所作所为似乎仅仅是一个记忆型 的天性，可是，这使她无意地成为这一代人的历史记录者。
　　
　　时间制造遗忘，富裕也在制造遗忘———那些贫瘠而无趣的日子仿佛已经没有什么谈论的价值了。然而，《致一九七五》截住了时间，不厌其烦地揭开了一层又一层的繁华景象，栩栩如生地召回了一九七五年。我一开始就说过，回忆比历史更富于文学意味。可是，至少在某些部分，《致一九七五》似乎下降为单纯的记录。林白的记忆库十分丰盛。当她过于珍视自己的往事以至于企图巨细无遗地和盘托出时，叙述就会因为累赘而丧失了机灵和弹性。读者对于某些段落的评价可能是———冗长。令人庆幸的是，林白总是很快地从流水账之中挣脱出来，恢复轻盈的风格。我相信这源于一个真正 不可或缺的秉赋。“记忆型的 ”的称号，“记忆”仅仅是修饰词，主项无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