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历来是中国社会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由于他们接受过充分的教育和文化的洗礼， 有着非同于常人的文化知识，这导致他们有一颗特别敏感的心灵。社会的风吹草动和发展变化在他们的心中很容易引起一些常人无法理解的闲愁。正是这些闲愁让中国的文人在心灵的痛苦中思考着一些关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大事，因此文人的忧思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极为重要。在中国经济空前繁荣的今天，当下的社会普遍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这就是焦虑。文人为主体的知识界，此种情绪尤其严重。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它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各种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交织而成。心理学认为，焦虑是潜意识中各种情绪变化引起的心理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原因不为本人所认识。关于“焦虑”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而言之，焦虑就是对当前的生存状态无安全感、对前途未来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一种忧愁和担忧的情绪。

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人最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本我为与生俱来的，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自我是指个人有意识的部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份，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站在“本我”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自我”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

在文人们的内心中，这三个“我”尤为鲜明、个性突出。文人们的“本我”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力戒雕琢、顺应天性的；他们的“自我”是主张安份守纪、坦荡做人、认真做事、以理服人的；他们的“超我”是主张修身齐家、济世安邦、担当社会、造福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知驱使文人们要发挥超我，调节自我，节制本我，但不同的“我”都在给文人们下着指令、布置任务。超我想入世，本我想出世，自我想处世。著名学者杨绛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文人的心声。而在上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曾经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美国学者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文人们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面对不同的选择，学者的宿命到底何在？淡泊与功利、平和与奋斗、遁市与出山、内心的宁静与外界的喧嚣把文人们烦扰得人格分裂，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内心的冲突与妥协便成为最焦虑的冲击波。因此，中国的文人要么从政，通过政治这个平台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要么躲开政治这一是非之地，静观社会，用自己的才学臧否社会，写出发泄自己内心不快的文章，留存后世。

中国的文人大都崇尚清高、自认为是人杰、心比天高、孤芳自赏。这也是学界对中国文人们所诟病的地方，认为中国文人因此而无法很好地融入社会。虽然心中拥有经世济民的美好理想，由于理想与现实脱节，不能与社会进行有机的融合，最终理想大都落空。社会是纷繁复杂的综合体，既五彩缤纷，也藏污纳垢，中国文人对于复杂和高深莫测的社会，常常自喻为“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既离不开社会，又想躲避社会，并且自认为高于社会，内心始终持有这样一种矛盾心理。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离不开社会，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中的社会，人离开社会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社会不仅仅是文人的社会，而且是各色人等的社会，它不以文人们的主观意志和好恶选择为转移。各个阶层、各种人群把社会装扮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文人们那种卓然清流的心态不适应社会是必然的。但文人们内心的良知提醒他们既不能同流合污、随波逐流，也不能要妄自菲薄、袖手旁观，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来解释社会、改造社会。但学者的作用力往往被社会的反作用力给撞得头破血流。学者既看不惯社会的不正之风，又不得不屈从或仿效不正之风。自视清高和放下身段，成为学者不得不要经历的冲突与妥协，当这个矛盾在内心深处不断被激化时，焦虑的情绪也就油然而生了。

文人对当下社会最大的焦虑情绪就是社会存在大量的不公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他们虽然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和现代生活的便捷，但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也相应的比其他群体要高。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与追求，他们也想积极融入社会。在与社会相融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空前的阻力。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没有巨大经济财富的社会尴尬，使得他们的生活被边缘化，让他们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尝尽了千辛万苦，体验到了世态的炎凉。最终一些不学无术、出卖良心的文人，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冲出围城，很快适应了社会，成为了时代的“骄子”和“弄潮儿”，并以时代的精英自居。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得那些有良知，但又不肯向社会低头的文人们内心的那股清高劲头使得他们选择了对社会的逃避。内心带着失望的情绪，用一种无奈的心态消极对抗着社会，但内心的忧虑之情却在与日俱增。 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对于文人们来说，是压力，也是推动力。焦虑来自于文人们的忧国忧民的心态，来自于文人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和追问。《诗经》中早就留下了“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样的句子。这不但是古代文人的心境，也是对当下文人们生活的生动写照。作为拥有知识一个特殊群体就是天生焦虑的社会群体，有的学者套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我不焦虑，谁焦虑？”体现文人们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心，如果一个社会中，学者都“集体无意识”地不焦虑了，那么，焦虑的就应该是这个社会了。因此，文人们的焦虑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紧密相关。当前文人们的焦虑心态一定与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密切相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秘密。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是“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的内涵就是指“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当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文人们就是想用“内心那个人”去调控和感化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内心那个人”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冲突后不得不无奈地选择妥协时，也就是当下文人们焦虑之时。

市场经济像一匹无所不能的怪兽，将人们内心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的精神价值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没有强大经济支撑的知识分子们，虽然衣食无忧，但想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去充分施展自己所学，发挥更大的社会能量，显然是有很多的障碍横在他们的眼前的。社会上现在大行其道的各种潜规则带来的社会不公成了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障碍。虽然空怀壮志，却无法去实现心中的梦想，一种壮志未酬的心灵痛苦让他们内心波澜起伏，焦虑自然也就成了当代有良知的文人们的精神现状。也许有人会说文人们想追求优越的物质生活，而求之不得，结果让他们得不到葡萄却说葡萄酸。纵观中国历史，这样的文人有，但不是中国文人的主流。经过人类文明洗礼的文人们内心有着很高的精神追求，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倒不是十分地渴望。像孔子那样，为了心中的道，不断进行着精神的求索。大多数中国文人基本上遵循着这样一条生存道路。他们用一颗纯洁的心看待所处的世界，世界在他们眼中是无比美好的。一旦世界的阴暗面呈现在他们的心灵世界，他们就会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精神痛苦，当这种痛苦找不到一个倾诉的对象和宣泄的途径时，他们要么想陶渊明、李白那样用一种“玩世不恭”的生存方式来逃避和对抗社会；要么像屈原、王国维、老舍、海子那样决绝地放弃这个社会。文人们的内心世界大都是善良的，他们习惯用自己内心业已形成的道德观对社会进行价值判断，这些形而上的精神理论虽然具有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永恒的力量，但在早已被世俗的经济发展吊起胃口的人们眼中，这些看似宝贵的理论无疑是虚幻的，唯有现实的物质利益才是生活的根本。对文人而言固守清贫，坚守心中精神阵地，追求普世的精神理想，虽然精神可嘉，但他们面临的现实尴尬处境也是令人同情的。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文人们焦虑的同时，发点牢骚，也是情有可原和无可厚非的。自古以来，文人中就不乏为民请命的人，毕竟他们看问题比一般人深刻一些，长远一些。回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文人们做出的牺牲和追求是其他任何一个群体所代替不了的。

作为有良知的文人，其内心世界大都怀着一颗善良的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差不多是中国文人的自觉使命和文化担当。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担当，他们大都能安于生活现状，用一种隐忍的生命状态，默默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发挥着一个文人的使命。正因为有了文人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的社会历史才变得更加熠熠生辉。在当前这样一个经济空前繁荣的时代，为文人营造一个和谐舒适宽松的环境，特别是能为他们搭建一个建言献策的良好平台，对于发挥文人的社会进步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有时文人们说话的方式可能偏激或者欠妥当，但他们的心是真诚的，说的话也是善意的，多听一下逆耳的忠言比听一些无关痛痒，歌功颂德的话意义还是要大得多。文人天生不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动物，他们内心一直渴望精神层面的突破，在更大的精神空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文人的这种愿望，社会要多一份宽容与理解，并鼓励和保护文人们的精神生活。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哪个时代，文人的思想活跃，必定这个时代文化繁荣、社会发达的前提与标志。关注文人的焦虑情绪，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对推动社会进步，作用大矣，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