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政治悲剧”与“命运悲剧”？
　　
　　有一对首先要加以界定的概念是政治悲剧与命运悲剧
　　
　　命运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是不可知的，神秘的,悲剧主人公被命运推向预订的不可抗拒的结局。正因为这样，命运悲剧不可能借助人力加以克服，对悲剧的反思是无效的、无意义的。例子：《俄狄浦斯王》。神谕的不可改变。
　　
　　政治悲剧：由于特定时期的人为失误、特别是执政党的重大政策失误造成的悲剧，悲剧原因是可知的。因此，反思这种失误，牢记历史，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当代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政治悲剧，大跃进，反“右”，“文革”是最典型的几场政治悲剧。这几场政治悲剧波及到大量人群，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一般老百姓，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但是这种悲剧绝非源于神秘的命运捉弄，也不是主人公的性格使然，而是人为失误造成的。权力集团是这种政治悲剧的主要制造者。
　　
　　在把政治悲剧该写成命运悲剧方面，莫言的《蛙》是最典型的。
　　
　　《蛙》是一部表现计划生育的小说，但是作为小说，它不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宣讲，而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给老百姓带来的悲剧性命运的揭示，小说的艺术力量充分体现在作者把这个悲剧写得撕心裂肺、惊心动魄，更体现在作者没有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简单化的道德判断，体现在作者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作品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受害者，不管是全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整天强迫怀孕农村妇女堕胎的姑姑（这个人貌似铁面无私、铁石心肠，但实际上非常善良正直），还是大量为了保住孩子而拼死抗争的农民（他们当然就更值得同情），虽然势不两立，但没有一个坏人，他们都是好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自己的充分理由。
　　
　　这部小说充分体现了莫言的艺术才华，结构巧妙、紧凑，文字精炼，写得也比较节制（没有其他作品的那种漫无边际的毛病）。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问：既然大家都没有错，那到底是谁的错？这么多人的这么悲惨的命运是怎么造成的？难道是命运的捉弄？难道是无法查找原因的、莫名其妙的命运悲剧？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没有追问造成这一切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把一个政治悲剧或社会历史悲剧写成了命运悲剧：没有人对这个悲剧负责，好像它就是人人难以逃避的宿命。八十年代开始变得惨烈的计划生育政策，源于新中国60年、特别是建国初期（1949-1953）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生育政策失误：鼓励生育。此后一段时间也我国的人口政策也充满了反复，没有认真贯彻科学的生育政策。这是导致后来人口爆炸一发不可收拾的根本原因，也是各种强制性节育、流产、打胎悲剧上演的根本原因。
　　
　　但不管是小说中的人物还是作者，都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起码的反思，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自己为什么成为牺牲者，到底谁制造了悲剧。结果就使得这部小说失去了政治批判（而不是道德怜悯）的意义。
　　
　　作者试图揭示现实问题，但最后却回避了现实问题。莫言说：“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持，因为文学的惊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蛙》，第343页）我相信作者的初衷是好的，我也很认同，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没有追问造成计划生育这个社会历史悲剧的政治原因，因此无论这个悲剧被描写得如何惨烈，结果仍然是把政治悲剧写成了命运悲剧或人性悲剧，社会问题最后被归结为宗教问题和莫名其妙的人性问题。
　　
　　由于走向了抽象人性和宗教，因此小说的结局出现宗教救赎也就并不奇怪。作者在《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的结尾写到：“写完这部书，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他人有罪，我亦有罪。”这是颇有基督教意味的忏悔和自省，似乎体现了作者深刻的自我反省、自我担当、自我忏悔。但是我要说的是：这种自我忏悔不应该过头，以至于不是自己的罪恶也要自己去背负（且不说这里面是否含有矫情和作秀成分），否则会掩盖、放过真正的责任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悲剧不是人性悲剧，也不是宗教悲剧，这里用不着基督教意义上的忏悔和救赎，这里需要的是对政治责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