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心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共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百来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寥寥无几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白：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竟然连引用《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儿童启蒙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歌剧《刘三姐》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方巾学士结队来和刘三姐斗歌，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诗云子曰。显然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刘三姐面对这群不知稼穑的膏粱纨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饿死你个‘人之初’”正是一个好例。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就算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其次，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代。《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本文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终究也是非常可疑的。
　　
　　我在这里，就拿《三字经》的前四句做个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许多人都可以朗朗上口，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性本善”，怎么紧接着就会说“性相近”呢？难道不应该是“性相同”吗？这里岂不是明显存在着逻辑问题吗？更何况，“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对不起，没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师说过“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和理解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儒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看法并不是统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其实，西方的思想家也有类似的分法。这方面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大概也没有哪种说法可以定于一尊。
　　
　　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恶的看法的，并没有下过断言。荀子则是认同性恶的。而孟子却是倾向于“性善”的。
　　
　　孟子性善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孟子•公孙丑上》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然而，凭什么说，人都有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讲：“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公孙丑上》里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这样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础。
　　
　　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孟子的逻辑是有欠严密的：其实，没有办法证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样有“四心”；也不能保证人之于“味”、“声”、“色”皆有同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不愿意，我们都不能不说，性善论的论证基础是很薄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流波所及，关系极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经》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与“学”也就几乎成了无的之矢，顿时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技能方面的“教”与“学”了。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和《三字经》所要传达的理念抵牾的。
　　
　　这一个“本”字，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之大，远非我们所能想象。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
　　
　　尽管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但是，难道不已经足够让我们悚然了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有点担心，接着“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还怎么能够讲下去呢？幸好，紧接下来的“性相近，习相远”是确凿无疑地出自《论语•阳货》的，被戴上了莫名其妙的帽子的《三字经》正是接着这六个字铺陈开去。我想，其实《三字经》就以此两句开头或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