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计划在杂志开设“清末民初名人新解”时，我心里很是有些纠结的。其时“民国热”已经开始，文人、学者、媒体纷纷以一种昂扬的热情参与到这一盛事中，“民国范儿”成了出现频率极高的热词。那几十年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被解剖至最细小的零件，再放到显微镜或望远镜下，重新拼接、重新解读，各种新异的理论层出不穷。是否还有必要再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今天的我们，在兴冲冲地谈论“民国范儿”时，真的知道我们谈论的是什么吗？
　　
　　就在我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朋友的力荐下，看完了一本叫做《中国男》的书。作者关注的正是波涛汹涌的中国近现代史，却看似没有兴趣参与时髦的制度之争、革命之辩，只是勾画了特立独行的41个男人的侧影，为他们树碑立传。不知男人们看后做何感想，反正足以令我这个女读者扼腕。《中国男》的作者叫余世存，上世纪60年代末生人，80年代的北大生。
　　
　　于是，就有了两年前盛夏的一个中午和世存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我们约在东四环外一个很简陋的茶餐厅里。世存先生本人并没有他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的那种掩饰不住的焦灼感，甚至没有多少青年才俊胸有城府的派头，他看起来温和、从容，只是烟抽得很凶。言谈间表达出的责任感、道德感，在他应该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流露。偶尔，他也会对自己的观点有点犹疑：“现在不好说，需要再看看、再想想。”他并不偏执，只是对思考有种近于严苛的要求。他的身上有着和我们景仰的前辈学人一脉相承的“民国人格”。
　　
　　我想，也许这个人可以告诉我们，在谈论“民国范儿”时，我们该谈论些什么。
　　
　　专栏开了一年多，我总是能在固定的时间收到世存先生发来的文章。有时一两千字，点到为止；有时一个人物写到近万字，洋洋洒洒，纵横恣肆。
　　
　　搞历史讲究知人论世，世存先生胜在知人。他看人看得准、看得深，臧否得宜。更难得的是，他坚持了人性人情高于一时一地的道理，不人云亦云。他目光如炬，却也有一份人情练达；下笔深沉，又进退有据。
　　
　　他写陈寅恪——这种人生，在当时及今天，都是多少文人学士避之唯恐不及的，是多么可怜，甚至迂腐的。但陈寅恪从来没有为所谓的成功而活。因此，今天最值得谈论的，不是陈寅恪的记忆力、学识和传奇，而是他在一个成功环伺的环境中坚持了道理，让大道学问成了他人格的象征。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的悲情力量能成为一种后人不可企及的传奇高标。
　　
　　他写邵飘萍——今天人们纪念邵飘萍，更着眼于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飘萍学习，也仅说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但事实上，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他的新闻追求如其名一样，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他写唐绍仪——由于唐绍仪没有留下多少自己的文字，我们今天已经难以想象他的心理，但他的表现确实有着西方人对政治的豁达。他并不消极悲观，而是像一个智者一样敦劝他遇到的政客、军阀们适时退出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他曾经劝清帝退位；袁世凯复辟后，他致电袁，“为国家计，为公计”，劝其辞职；袁世凯死后，他劝新组阁的段祺瑞“退位”；后来，他还劝蒋介石“退位”。在美国，退位是一种荣誉；而在中国，让人退位就是要人的命。
　　
　　他写张作霖——他不仅比一般军阀多一些东西，也比喝过洋墨水的、有现代感的成功人士们多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对中华文明揭示的人生之道的尊重。这种人生之道，表现在内心是敬畏，表现在言行上是江湖忠义，是规矩。即使张作霖的人生目标是权力之巅，所谋者大，但他那种尝试、冒险、挑战自我，永不知足地追求人世间更高境界的劲头，也是中国人中极为少有的。
　　
　　他写的是百年前的人，触动的却是21世纪活在当下的人们。有读者来信说：“每每读到余世存的专栏，总会心中一凛。”这样的读者，该是他的知音吧。
　　
　　专栏进行到一半时，世存先生说，有点写不下去了，“太累了”。为写一篇苏曼殊，他要把厚厚的几本《苏曼殊文集》重新看一遍；为写梁漱溟，他几乎要查遍关于这位当代大儒的各种评传，而最终见诸刊物的不过是区区几千字。他的认真，让我有些不忍。但做编辑的人，都有一副硬心肠，在我的“逼迫”下，专栏继续了一年多。同时，他还在为老子立传，研读《易经》。心力交瘁时，他告诉我，要去云南休养几天。
　　
　　现如今，财富已然成为衡量一切的法则，大多数有点聪明劲儿的人，为证明自己的聪明，都忙不迭地加入到各类“显学”中。留在学术圈的聪明人少之又少。历史写作又是这样一门要下苦功夫、笨功夫的学问，尤其养不住聪明人。世存先生能在这个清贫之地如此安之若素，对读者来讲，真是一件幸事。
　　
　　最后再说几句题外话。历史看起来波诡云谲、五颜六色，像是长篇剧情戏，实则沉重、压抑，其中比较好看的部分也是展示男人间的阴谋权术、杀伐争战，似乎并不适合女性读者。上海才子小宝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历史的关怀和兴奋点太爷们了。因而历史写作，总是像一个男有（ofmen）、男治（bymen）、男享（formen）的男厕所。”世存先生自己也说得明白：“我只写男人，不写女人。”但有不少文艺女、精英女自认是他的“粉丝”。以我的猜想，一本书，能吸引女性读者，应该不愁卖不好吧。
　　
　　（ 为张勉（《环球人物》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