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我为父亲上坟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坟左侧几十步的地方有一块矮矮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魏碑“义士哑孩”，已经漫漶，枯草与夕阳，鸟粪与污迹，透出一股苍凉破败。
　　
　　细细追寻，却发现一个正史不载的一个令人悲慨的故事。那天晚上，我住在老家，乡村的夜黑得深透，本来这样的夜可以睡得安稳，但对于城市光的污染，在城里的处所失眠，我一直无法适应乡夜的深，在老家也是辗转。这座坐落在平原深处有年头的带有乡间神秘的老屋，墙角处有一些农具，叉靶扫帚或立或卧，还有一盘老石磨。在这座房屋里，曾陪着父亲饮劣质的地瓜干酒，从父亲的口里曾听到过关于义士墓主人的一些细节——那是一个哑巴孩子毒杀日本人的故事。当时听了就听了，以为是父亲的絮絮酒话，也没往心里走，但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在父亲居住多年的老屋里，我像呼吸到了历史的诡异气息，那晚再也无法入睡。也许历史就如老屋，父亲去了，但老屋的墙与梁木，还有一些农具，还记忆着父亲的一些岁月；也许在那些土墙里，还有一些父亲的语音躲藏在某处，在某个适当的时候，比如父亲讲话时候的天气节气都具备，那些话就如录音，自己会回放。
　　
　　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平原深处的这所老房子，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与招引。房子老了，就如书老了，有一种沉实，房子散发的泥土的陈旧的土香，就如线装书发出的迷人的幽香，也如老屋里不知年代的八仙桌上的青花茶壶与茶盅，那些青花晕出迷离的光，令后人沉醉。
　　
　　也许这就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一种内在的心里隐秘吧，在写作一些过往的人与事的时候，一个问题总纠缠我：怎样叙述历史？赵登禹、张自忠、汪精卫、胡兰成、赵尚志、杨靖宇还有一些黄壤平原里的小人物，岁月已经湮没了他们，无论音容，无论尸骨。但他们消失了吗？
　　
　　消失了，也没有消失。对于历史，我在故乡的老屋想了许多，该到清理自己的一些知识和观念的时候了。每想到此处，总让人心惊肉跳。一如先前我们接触的太平天国史，先前一直是把洪秀全当成近代化的先驱褒扬讴歌的，然随着阅历增多再去阅读思考，洪秀全的光环销蚀了。历史上的“长毛”造反（小时候，目不识丁的父亲在老屋里边饮酒边说“长毛”造反；而小学课堂，语文兼历史老师也说太平天国起义。我父亲的叙述有如民歌，那是《大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本真，不是雅和颂的扭曲。《大坂城的姑娘》是贴近麦秸和人世的版本。这样的版本，少了些大庇天下寒士的古怪，也没有烈火烹油的繁花著锦，是百姓陌头山羊的饮水和树上草鸡的叫声），在我父亲的记忆里烙下的是灾难，烙在我父亲的童年的也是老辈人舌间的恐怖。说穿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与历次王朝中反抗残暴和强权的农民起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的造反，为何，又是谁为他涂抹，把他抬到唬人的地步呢？涂抹背后的意图难免不让人做功利的怀想，历届造反的领袖中，成功者抑或不成功者都要利用手中握有的极权来使自己更加神圣，其荒淫残暴的程度绝不下于他们所要对抗的那个政权。单从女色说，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领，在获得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后，便安于在后宫读书看报在女人的脂肪上盖章，极享自己荒淫无度的生活了。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盛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布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有点像怠工的万历皇帝，连曾国藩也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
　　
　　曾有一年我在北京求学，就住在百万庄附近，那里曾是顾准先生居住的地方。也是那年的秋季，在木叶尽脱的时候，我漫步在三里河，想寻找顾准骨灰的抛洒地。我想起“文革”初起，当“牛鬼蛇神”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的时候，顾准却只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两个大大的黑字：“读史”。而且，亲手贴到布告牌上后不走，还要像个参展的画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着逐渐聚拢的众人。
　　
　　历史，当历史被遮蔽的时候，顾准试图让人还原真的历史，在历史里思考。而我们呢，当我们被有毒的被遮蔽的历史喂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被扭曲了模样，不辨是非，有些词经过权力的改造变得面目全非。那些垄断话语权的人，对原本普通汉语的词注入了所谓的神圣，那些词就变得高大而古怪，一些话语被污染了，通往历史的路途布满了歧途。应该如何还原历史，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把真相告诉身边的人，做一个信史，忠诚、不添加、不缩短，有一说一。
　　
　　我们怎么评判何样的历史为真，何样的历史为伪？或者说什么样的历史观才是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历史学关注的是所谓的规律和铁的事实，而作为散文 ，我更关注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和那些生命里的精神，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对今天的启迪和召唤。当大家争着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面对的情况是：一、历史本身是无言的，缺席的；二、所有的历史都变成当代史。何谓历史，历史何谓？有人说历史有两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其中对历史可能有记载上的缺失。这是“历史二”。还有第三种历史，即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写出一些关于历史的作品。也许，我的散文作品勉强可作为“历史三”。在很多时候，历史表现出一种“遮蔽式呈现”。官方史学把历史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中国一直有私人修史的传统，这样的声音现在还相对微弱，微弱归微弱，无疑也是一种记录历史的行为，虽然这样的文字不符合正史的规范。我一直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也是散文，自己越来越觉得司马迁那样的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往往只是一两件不太起眼的小事，人物的小节，却有雷霆之力，憾人之势，将古今将相才子佳人于股掌之上，把那些地痞流氓黑道混混，风流皇帝脂粉英雄，一个个写得风生水起，描谁是谁，画谁像谁，真是一个个顾盼自雄，立在纸端。
　　
　　    
　　
　　历史是人写的，也借人而传播，借鉴吴思先生的观点：如果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读者，读者自己不碰历史，只有通过历史学家才可以了解历史，那么历史可能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到了当代，在人们把历史改造为抢手的商品时候，我们看到一批 和导演的功利——电视屏幕和卷帙浩繁的小说耸动着大批古代的宫闱秘史、法力无边不受限制的侠客、无厘头的搞笑，历史不能承受之重变成了钞票在钱包里不能承受之重，我们追问历史在哪里？
　　
　　    
　　
　　在故乡的老屋里，在夜间，不能睡眠的我走到户外，星河灿烂，我有了一种冲动，赤脚站在了泥土里，是想接一下地气吗？我觉得自己的举止好笑。在写作这些散文的时候，我还是依然保存了对历史的尊重和肃穆。对我来说，历史从来不是娱乐，也非嬉闹：历史是一个个事件的凸显，是血肉和思想的呈现。历史是一个容器，或者通常的说法是一酒杯，一浇读史者心中累累的块垒，我在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有过多次的泪花落在纸上，为过往的一页历史可怆然涕下。也许历史本身是沉重的，但作为一个散文作者，最好不要被历史的重量拖垮，抄一些冷僻史料，发几句寡淡议论，隔靴搔痒，这是多数吃历史散文饭的模版。有史料而无史识，至多是一些历史的通俗注解，作者如同中药房里拉抽屉的师傅：引文二钱，清议二钱，想象如红枣干草类，外加凉水文火的文字，然后喂给读者，既不治病也不强身。
　　
　　    
　　
　　我想，如果在我的文字里能读出一点人道主义，那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如果我们把历史的叙述和记录当成人道主义，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历史过去了，抗战胜利的鞭炮的声音也消散了半个世纪了，生活在抗战时期的人过世的过世，消失的消失，一些人的背影和历史的背影也渐渐成为绝响。什么样的文字能成为历史的见证？人道主义是文字的最大公约，这是我的追求，这不但是我的这本书，也是我一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