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见到王十月还是在2007年全国青年 创作会上,那时,曾经是流水线工人的王十月以“打工 ”的身份,在文坛崭露头角。这次在作代会上又见到他,王十月身份已经成为文学刊物的编辑,去年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于是,话题自然从这几年的变化谈起了。
　　
　　记者:十月,能谈谈你这几年的经历和变化吗?
　　
　　王十月:上次青创会时,我还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随后命运有了相当大的变化。2008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了半年,回去之后就借调到《作品》杂志工作。现在我已经成为《作品》的正式编辑。还有诗人郑小琼,跟我的经历也是一样的。为了我们这“三无”人员的工作问题,很多老师前辈都付出了心血,包括中国作协和广东省的最高领导。我从漂泊到安定,写作心态也相对从容。获得鲁奖的《国家订单》,获得人民文学奖的《寻根团》、长篇小说《无碑》,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当然,因为现在工作要牵扯大量的精力,创作的量也相对小了,我会警惕这样的现象,我不会因身份的转变而改变写作姿态的。
　　
　　记者:不管“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是否严谨,毕竟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概括。你如何看待打工文学的走向和价值?
　　
　　王十月:我一直觉得,文学应该直面时代最主要的真实。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最能直面时代真实的,打工文学肯定当仁不让。我写《无碑》时,就想:一百年后,人们要了解今天的底层打工者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内心有怎样的声音?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提供这样的角度。这是中国变迁中最应该被铭记但事实上却被忽略的庞大群体。无论是从文学还是社会性的角度,所谓“打工文学”,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窗口。
　　
　　其实,别的 也可以写这个群体的生活,但我和他们有不一样的地方。曾经的漂泊生活决定了我思考的问题。别人是间接地看到,而我是直接地经历,我们的生活状态、情感都不一样。
　　
　　记者:常有人说,现在文学在衰落、边缘化了。但你恰恰是在那么艰难的生活中,自觉地拿起了笔。你如何看待文学的力量?
　　
　　王十月:刚开始时,我的写作是一种倾诉的需要。慢慢的,转变为一种自觉的使命感,我觉得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的生活。有那么多在领工资时不会签自己名字的人,有了委屈无处去说,也从未想过去说,只是沉默。如果不去记录,可能这一代人的经历就这样被湮灭了。我愿意以自己的“话语权”,为他们发声。
　　
　　记者:你和郑小琼,都是这个群体的佼佼者。如何看待你们的成功?
　　
　　王十月:其实,在我们之前的打工者中,还有很多优秀的写作者,但大家都没有关注到。是时代造就了我们。一个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大家在回顾、总结时,注意到那些为经济发展作出默默贡献的打工者,也注意到过去对人的关怀的缺失。第二个是中央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怀,推动了对底层人民的关注。首先是历史的需要;其后才是我们个人的努力。（付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