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先关注并描写了类似事件的，是鲁迅先生，他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1919年）写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女人，在快速飞跑的人力车夫面前，横截过来，虽然车夫敏捷让道，老女人还是兜到车把上，倒在车前。关于这篇小说的意义，迄今已形成固定阐释模式：以劳动者的崇高品德比照出了知识分子的“小”。今天看来，这种释读显然过时了。小说根本不在于比较知识分子与劳动者孰优孰劣、谁大谁小，它的本意仍然是批判国民劣根性诬陷、反噬恩人，一种极端变异的超恶心态。小说主人公亲眼看见老女人“慢慢倒地”，并未摔坏，可她偏偏“装腔作势”也就是假装被撞、倒地、受伤。主人公怀着“憎恶”的心情见证了一切，并断定车夫扶起老女人属于“自讨苦吃”。以下情节如车夫的身影霎时变得“高大”起来云云，系作者受当时社会上“劳工神圣”思潮影响，附加上去的，与全篇明显脱节。这是一篇未完成的小说。1933年，鲁迅发表杂文《经验》，可以看作是对《一件小事》的补充或者注解。在文中作者拈示出历史和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先前许多人经验过了，由此留给后人“坏影响”，那便是，只要事不关己，还是远远地走开为好。鲁迅以他人所不及的明察洞见直指病灶：
　　
　　“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换来的坏处。”
　　
　　当代文学中，王蒙短篇小说《风筝飘带》（1980年）较早地关注了类似事件，小说中的北京老太形象，可谓《一件小事》中老女人的翻版，又是30年后不断涌现的“某地老太”的样板。小说情节之一，即诬陷救人者，是当今那些令人气丧、胆寒的事件的“脚本”：从北大荒回城的知青佳原，骑自行车往图书馆复习，他要考研究生，路过八王坟时，看见一个被撞倒在地的老太太在那里哼哼唧唧，撞人者早已逃遁。佳原毫不犹豫，将自行车上锁，停在路边，扶老太太回家，结果：
　　
　　“老太太的家属和四邻把他包围了，把他当做肇事者。而老眼昏花的老太太，在周围人们的鼓励和追问下，竟然也一口咬定就是他撞的。”
　　
　　此时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赶到现场的派出所民警们“聪明得像所罗门王”，他们让佳原找出两个现场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他本人就是撞人者。最后佳原被讹去现金7元、粮票2斤，此事方才罢休。这是发生在1975年的事情，王蒙认为这与时代风气相关，因为当时全民学过一阵荀子，“大家信仰性恶论”。叙事者（或 本人）忍不住发问道：“是老年人的错乱吗？是一种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吗？”小说其实也暗示了，不仅是1975年的全民学习荀子，再往前推，“阶级斗争”以及其后“文革”时期人与人互斗，所有这一切均养成了“视生人为仇的丑恶心理”。
　　
　　文学具有先见性，鲁迅说，“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包括描写社会上的恶，以为人世的警省；然而，当此种恶如癌变般扩散开来，到了绝非“一把铜元”或7块钱、2斤粮票所能解决的程度，则又远远超出了 想象力范围。或许，这也是文学面对此类事件反而哑口无言的缘故罢。F107
　　
　　李有智：学者，现居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