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今年您已经88岁，若是从22岁翻译外国儿童文学开始算起，至今已有66个年头了。88和66，是两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数字。但您好像并不喜欢过生日，更不喜欢开创作研讨会之类。这是为什么呢？

　　任溶溶：你问我为什么怕开研讨会，我就是怕惊扰朋友，怕大家为了让我高兴，说我好话，当着面称赞我。我更怕热闹后的寂寞。

　　殷健灵：2003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首次设立杰出贡献奖，就把这个奖授予了您。记得在授奖仪式上，一向乐呵呵的您在致答辞时哭了，这让我很震惊，也很感动。对您来说，儿童文学意味着什么？您在译写儿童文学之外，还做了很多事。译过历史书，做过文字改革工作，编过《外国文艺》，当过全国政协委员和译文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编发了那么多您给《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写的随笔，从中知晓了文化界的很多人和事。读您的文章，总感觉是面对深阔而宽广的海洋。但您最喜欢的，大概还是和儿童文学为伍？

　　任溶溶：那次我哭，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怀念一直爱护我的陈伯吹前辈。我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我是1947年因偶然机会进入了儿童文学界。我先说说这之前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自小爱读书，5岁进私塾，识了许多字，就开始看连环画，读旧式章回小说。并非我特别聪明，识那么多字，我读书完全是读故事，读得懂多少就多少。《西游记》我绝对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读过，我想大多数人也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急于看故事而已。我进小学一年级已经会用文言作文。我小时候在广州，讲广州话，不讲国语，白话文不见得比文言文学得更好。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开始读开明书店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叶圣陶的《稻草人》《文心》，还有翻译作品《木偶奇遇记》《宝岛》。

　　抗战爆发后，我回到上海，在英国人开办的雷士德中学上学，高年级同学里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介绍我们读进步书籍。我初中就读了刚出版的《鲁迅全集》，深受影响，以后很多事情都遵照鲁迅先生的教导去想。我爱上了新文学，又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文字改革运动，即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接下来，我就做这个工作，读大量的中外语言学书籍，也大量阅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读大学时，觉得读外国古典文学作品已经用不着老师教，但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得有老师指点，于是选择了中国文学系。

　　也因为我读语言学的书，对学外文很有兴趣。中学时代英文基础很好，后来爱上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加上老同学草婴俄文学得呱呱叫，又使我产生了学俄文的兴趣，学了俄文。

　　我在1947年投入儿童文学前，就是这样读书的。如果不是碰巧走上了儿童文学道路，我会做什么工作呢？

　　我想我会做翻译工作，事实上那时候已在译美国斯坦贝克的《罐头工厂街》，在译儿童文学后，也译过乌克兰大诗人谢甫琴科的长诗。编《外国文艺》时，译过日本小说和剧本，“文革”期间译过历史书《北非史》，学术译文与儿童书的译文完全不同，是那种学者味道的文字。可以说，要我译成什么样子都能做到。

　　我想我也可能会是个语文工作者。事实上我做了多年的文字改革工作。而且我是个广东人，在文改前辈王益同志鼓励下，我曾长期钻研广州话。“文革”期间，我没事做，就收集广州话词汇，编过广州话词汇，可惜“文革”一结束就忙于别的事，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完。我现在还想把它做完。

　　我想我还会做别的事，例如写剧本。我早就把左拉的《酒馆》改编成剧本；我会当编辑，在进上海少儿出版社之前，我就在华东人民出版社编《文化学习》杂志。对了，我是当过编辑的，在少儿社、译文社，我都当编辑。

　　可是我天生应是个儿童文学工作者。根据我的性格、爱好，我应该做这项工作，儿童文学也需要我这样的工作者。我一直认为儿童文学是新兴的文学，是大文学中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需要人才。我做这个工作真是如鱼得水。

　　殷健灵：说一个或许并不准确的数据：解放后17年间，中国儿童文学共出版了翻译作品426种，而您个人就翻译了30多种。您直接从意大利文翻译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前几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则是由丹麦首相哈斯穆斯亲自授权的惟一的官方中文版本。翻译了这么多作品，您最喜欢哪部作品、哪个 ？

　　记得您说过，翻译这么多经典的世界儿童文学作品，不单单是给小读者读的，还想给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我想，如果没有您的这些译作，我们这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后辈 可能会失去很多宝贵的经验。

　　任溶溶：1945年我给《新文学》杂志译了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是土耳其儿童小说《黏土做的炸肉片》，但它只是碰巧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品，我当时只当做普通小说翻译。直到1947年为儿童杂志译稿，我才明确地找儿童文学作品译。一看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我就投入了，可见儿童文学作品多么吸引我！

　　我爱儿童文学，是我爱文学的延续。儿童文学是文学，是大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个新兴的组成部分，是重视儿童以后发展起来的，历史很短，但前途无量。我一向称儿童文学为新兴的文学。正因为历史短，古典儿童文学数量有限，且质量也很难与大文学比拟，有人把儿童文学看做“小儿科”，看不上眼，可能与此有关。但儿童文学的大作品将陆续出现，出现在未来，这就需要有大 出现。

　　我喜欢的儿童文学 有苏联的马尔夏克、意大利的罗大里、英国的达尔、瑞典的林格伦等。他们已经留下来一些经典作品，但远远不够。

　　我希望各国儿童文学 写出好作品，让儿童文学这个新兴文学繁荣起来。

　　我醉心于儿童文学，当然希望为我国儿童介绍些好书，满足他们的需要，让大家知道国外有什么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可以借鉴。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我自己正是通过阅读和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学会创作的。我翻译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首先学会取材，我发现生活中可以写的东西实在很多，就用小本子记了下来。我译了许多名家作品，也学了许多手法，我也可以创作啊！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因国际关系改变无书可译时，就尝试创作，写的最多的是儿童诗。我写的每首儿童诗都有生活来源，或是童年回忆，或是几个孩子的生活趣事。正因为我对外国儿童文学比较熟悉，才会有信心，认为自己写得可以。我想我译的东西对同行也会有借鉴作用的。

　　殷健灵：翻译界后继乏人，更不用说儿童文学专业翻译了。而您却掌握了英文、俄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四门外语，后两门还是在“文革”十年无聊时学的。您在翻译时，多用口语，关于前人说的“信达雅”，用在儿童文学翻译上，您是怎么看的？对当下的儿童文学翻译，您有什么建议吗？

　　任溶溶：翻译界一直谈论的“信达雅”问题，我想理应由理论家来讨论，我只管把原作中作者说的外国话用我的中国话说出来，但求“信”，原文“雅”，我也雅，原文不“雅”，我也不雅，作者要读者懂得他的话，自然“达”，那么我也达，这也是“信”。我翻译的如此而已。依我了解，“信达雅”的说法是翻译界前辈严复提出的。他那时候翻译用文言，我们知道，文言是很讲究的，用文言翻译外国话，不像我们今天用口语翻译外国话那么方便，因此要考虑译文——文言的译文让大家看得懂，即“达”；又要保持文言的雅，但严老先生很了不起的是坚守一个“信”字。我觉得我今天翻译，一个“信”字足矣。

　　说到口语翻译，我的普通话是可以的。我童年在广州，只说广州话，1938年回上海，不会上海话，也不会国语。真是多谢拉丁化新文字，我是通过它学上海话和国语的。为了迅速扫除文盲，当时拉丁化新文字不但有北方话(即普通话)拉丁化新文字，还有江南话(即上海话)和广州话拉丁化新文字。我既然做这个工作，自然通过拉丁化新文字学上海话和普通话，都学会了。进一步，我还想让我的普通话更提高，带有京味，于是大听相声。侯宝林来上海演出，我天天去听。我曾做到去北方馆子吃涮羊肉，北京人称我为“老乡”。我当时普通话如何好，从早年写的《天才杂技演员》等童话中可以看出来。只是后来“文革”期间我编广州话词汇，一直用广州话思考问题，广州话回潮了。如今年老，母语(广州话)回归，普通话就说不好，带广东腔了，真可惜。不过文字上，我的普通话还是规范的。

　　我前面说到外国儿童文学很重要，应该有长期关注外国儿童文学、不断引进外国儿童文学 的译者。但过去是我发现好 的作品就译，译了就出版，可如今不行了，发现了好作品先要买版权，那就得通过出版社。研究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又往往顾不上儿童文学。因此，我只希望出版翻译作品的各少儿社重用译文编辑，让他们关注国外重要儿童文学奖项和儿童读物出版情况，找好书看。不要只注意畅销书。畅销书也有好书，但好的文学作品不一定畅销。明年国际安徒生奖又要颁奖了，候选人名单已经发布，他们的作品就可以注意一下。明年得奖者的作品更要看看吧？这是我关心的一件事。

　　殷健灵：您创造了著名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他们成为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除了大家熟知的童话和儿童诗，您还写过小说。您认为，成为一个优秀的儿童文学 ，需要哪些天分和储备？

　　任溶溶：我写过小说，都写国外的事情。如《我是个黑人孩子》《变戏法的人》《亨夫雷家一个“快活”的人》等。当一个儿童文学 ，努力创作就是了，有几分热发几分光，优秀不优秀，先别管他。

　　殷健灵：您写的儿童诗里，大家喜欢《爸爸的老师》，但您自己偏爱《强强穿衣裳》。强强穿一件衣服就玩一会儿，一天过去了，鞋子还没穿上，妈妈已经在叫他脱衣服睡觉了。像这一类“有意味的没意思(nonsense)”的东西，您是怎么看的？

　　任溶溶：外国儿童文学很注重nonsense，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以为这nonsense乃是一种童趣，只是大人觉得没有意思而已。

　　殷健灵：您一生都在做孩子，是您妈妈永远的孩子。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见您，便是听您在和朋友们聊妈妈，那是我第一次听一个白头发爷爷像孩子一样说“妈妈”两个字；近年，又读到您怀念妈妈的随笔，特别感动。您小时候家境优裕，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成年后也遭遇过变故挫折，但哪怕是“文革”里受过的苦，您现在说起来也不以为苦。这样一种达观乐天的品质，是天性呢，还是来自“修炼”？您在耄耋之年，仍旧译写活跃，现在您想得最多的又是什么？

　　任溶溶：我的妈妈为我操劳一辈子，后来真是相依为命，我怎能不热爱她呢！如今我又觉得对爸爸想得太少，爸爸是用另一种方式爱我的。我如今老在怀旧，给你写的随笔多是怀旧怀出来的。八十多年，经历实在太多了，也因为我活在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里。我过去是达观乐天的，大概是从小过优哉游哉生活养成的吧。我业余爱好太多了，听京戏，听古典音乐，看电影、电视，吃美食，等等。我如今只想写些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可实在写不出，只能希望年轻同行写出好作品。看到好作品，我就说不出的高兴。不过好作品还不够，越多越好。儿童要好作品，中国儿童文学要好作品！(殷健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