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四书》写完之后,阎连科只花了两个月就写完新书《发现小说》。在书中,他对“现实主义”文学做了深层次的解构,把现实主义文学划分为“控构真实”、“实相真实”、“生命真实”、“灵魂深度真实”四个层面,最后提出把“神实主义”作为以后的写作方向。写出这样一部文学研究随笔,他说,这些文字他已经思考了近三十年。

　　阎连科对文学的思考从没有停止过,他曾经在台湾成功大学做了一场名为《文学的愧疚》的演讲,表达了对土地、现实、历史、文学的愧疚。因为说出了积蓄已久的“实话”,“哭诉衷肠”,获得了好评。9月18日,腾讯举办的莫干山文学沙龙结束后,南都记者在杭州对阎连科进行了专访。

　　1我们的文学应探求“看不见”、被掩盖的真实

　　南都:是什么触动你写文学评论性质的《发现小说》?你如何看这部作品?

　　阎连科:我觉得《发现小说》比一部长篇更重要,它包含了我近30年写作的体会和对未来文学写作的思考。写完《发现小说》,我不会再盲目地去写小说,能更加深入地思考。对一个 来说,这不意味着我角色的转变,每个 都有自己个人化的见解,像米兰·昆德拉、奥威尔都是这样,只是有的 没有写出来,融会在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了。

　　南都:书中提出的“神实主义”是不是对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超越?

　　阎连科:提出“神实主义”,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当代的写作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现实主义,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和20世纪的文学传统已经不同了,很多当代 的作品中已经开始显现,但是读者或许并没有认识到。大概是两年前,我就意识到,我们的文学不应是临摹现实,而要更注重探求现实,探求“看不见”的真实,或是说被掩盖的真实。

　　2思想上的冲突是 最重要的问题

　　南都:去年在台湾的演讲时,你表达了自己对写作的“愧疚”,从另一面来说,你觉得从事这么多年文学写作,有什么满意的地方?

　　阎连科:写作三十年了,其实前十多年,我发现自己写作量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垃圾。因为你处于对文学不知道的状态,你把最好的年华都(用来)写了一些垃圾作品。不断地讲现实主义也好,或者传统现实也好,后来包括《坚硬如水》等作品的冲突(都是如此)。我觉得一个 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你写的故事的冲突,不是人物的冲突、写作方式的冲突,最重要的是你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思想上的冲突。

　　我的写作在《坚硬如水》之后,我想我给自己最高的评价,也就是原地踏步了。《日光流年》也好,《受活》也好,都有缓慢的变化以及很多的不一样,但《丁庄梦》乃至于《风雅颂》,我的评价就是原地踏步。《我与父辈》稍微好一点。这就等于说你用五六年的时间在原地踏步。《四书》让我走出了这个怪圈。

　　南都:进步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一点是对文学,尤其是对自己写作的一种理解和思考。我为什么原地踏步?因为太顾及现实写作中很现实的东西了,比如说我完全放弃或者我不再为任何而写,就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彻底放下出版的、读者的那些东西,我完全让想象重新飞扬起来了。我经常说不在于人家让你、不让你写什么,而在于你自己能不能、愿不愿意、敢不敢写什么。

　　3抱怨、恨少一点,很多作品会走得更远一点

　　南都:你对台湾大学的年轻人与大陆大学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比较?

　　阎连科:他们的修养是比大陆年轻人好一点。这样来说的话,可能90年代出生的孩子不太愿意听,但你从公共场合去看,就是这样的。就台湾大学生来说,他们的功力是比我们扎实一点的。你看台湾研究阎连科的文章,会发现所有的研究者把你自己都已经找不到的散文、小说都找出来看一遍,这点大陆的人确实做不到。事实上,那边谈得更多的是文学问题,我们这边会谈更多文学以外的东西。

　　南都:你在台湾演讲的第一段里谈“愧对土地”,也谈了对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看法。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文学中借鉴些什么呢?

　　阎连科:我们谈到“大地”的时候,永远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因为我们对俄罗斯文学传统非常熟悉。我们会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接下来,我们会说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有“大地”情怀?他们是有宗教的,那么问题会归结为我们没有宗教,但是没有宗教导致我们的人性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去写。因为没有宗教,你反而可以在宗教的对立面写得更好。我想如果把俄罗斯文学当镜子的话,我们是要看看镜子在我们身上照不到的地方是什么?宗教背后的东西是什么?没有宗教的话,人性会更复杂,社会会更黑暗。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去思考人会变得更加复杂,我们永远没有思考这种东西。

　　南都:中国 缺少托尔斯泰那样的博爱,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从鲁迅之后,我们的文学中有一种抱怨。只有抱怨和诉苦,我们没有宽容。我想我的作品中,尤其是早期的很多作品,也有这样的一种抱怨。这种抱怨说白了,再往深处想就是恨。如何让这种抱怨和恨变得更平和一点,更宽容一点,更赋予一点爱,那么会让很多作品更大气一点,走得更远一点。

　　采写、摄影:南都见习记者赵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