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火热的一个词语无疑是“李刚”，另一个名曰“羊羔体”，取自车延高之谐音。车先生是一位诗人，刚刚夺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之诗歌奖。古语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今天则是一人得奖，鸡犬不宁。获奖后，车先生的诗作《徐帆》迅疾风传于网络，这是典型的口水诗，甚至还不如口水有营养，故被讥之为“羊羔体”，与诗人赵丽华之“梨花体”相看两不厌。

　　若你有幸读到了车延高的更多诗作，如《一树光宗耀祖的花香》，也许会发现，车先生的诗固然不佳，却也不差。写徐帆、刘亦菲的诗歌乃是其最下乘的作品，况且《徐帆》一诗在网上流传之时，惨遭腰斩，更不堪卒读。这是车延高备受攻讦、“羊羔体”风靡一时的一大原由。在此背后，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不容忽略，即车延高的身份：武汉市纪委书记。达官显贵而获重奖，有人便怀疑起其中的猫腻来。

　　由此生出了一个疑问：在中国，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的评选，到底具有多大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是唯作品论，还是唯身份论？对此，我向来持有偏见：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民间，而非官方；对于经典和大师而言，获奖只是茶余饭后的一道甜点，比起他们对荣誉的需求度，恐怕这些奖项更需要他们的名字来增色——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鲁迅文学奖，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概莫能外。前不久获奖的略萨就是最佳例证。

　　不妨假设，如果鲁迅先生活到今日，能否获得鲁迅文学奖呢？尽管，在我看来，鲁迅文学奖只是借用了鲁迅的伟大名义，从其价值取向来讲，和鲁迅并无半分干系。

　　鲁迅的强项，与鲁迅文学奖所设体裁门类契合者，一是杂文，二是短篇小说，其他如散文、文学理论等，鲁迅皆有所成就，虽非登峰造极。然而，依鲁迅文学奖三大评选标准，第二条要求“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对于鲁迅则是一道门槛，因为连中学生们都“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当年鲁迅文章一出即洛阳纸贵的盛况，如今只是遥不可及的神话。

　　再看第一条，要求“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接下来还有许多“有利于”，几乎每一项都足以构成纠结在鲁迅死魂灵之上的沉重锁链。随便说一点。鲁迅文学奖讲究“爱国”，鲁迅自然是爱国，不过他之爱国，表现为批判，他要做国家身上的牛虻；今人之爱国，表现为赞美，不发恶声。

　　说到底，鲁迅与鲁迅文学奖实在是两码事，大道不行，各奔东西。他无法获奖，好比孔子难以加入皇朝的儒教。这正是对人间世的荒谬与悲哀最深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