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求新求异的心态驱使下，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着“新世纪”这个充满期待的词语。文学界当然更不例外。于是，围绕着“新世纪文学”这一命题，批评家们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其议题也都标上了“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它隐含了当代 们的一种告别仪式，即通过对“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全面确立，告别“新时期文学”被无限延伸的提法。

　　年初，《钟山》杂志社还约请了12位批评家，对新时期30年来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投票，推选了《白鹿原》、《许三观卖血记》等十部优秀长篇，引发了媒体的广泛热议。不久，该刊又约请12位诗评家，评选出新时期30年来的十大诗人，包括北岛、西川等人。本人认为，这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跨度盘点，颇有些为新时期文学进行“总结”的意味。

　　的确，“新时期文学”已经30年了，它已拥有了与现代文学相同的历史长度。终结它，既有现实的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毕竟，十年来的文学发展，已经呈现出很多新的变化，譬如网络文学尤其是类型文学的全面崛起，文化消费主义和市场化机制的日趋成熟，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感性主义写作的普遍流行……这些，与以启蒙为主调的新时期文学都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因此，让当代文学从“新时期”摆渡到“新世纪”，或许并不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求新”冲动，而是让我们在面对文学的整体发展时，更为慎重地辨析新世纪十年来的文学变化。

2010年的文学书籍，呈现出某种钟摆式的实践特征，即虚构与非虚构的双向努力。

　　在虚构性的文学创作中，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杨争光的《少年张冲六章》、须一瓜的《太阳黑子》、潘向黎的《穿心莲》、陈河的《布偶》、里程的《气味》和徐则臣的《水边书》等长篇小说，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审美体验。它们或写历史，或写现实，自觉撇开了各种生存表象而直入人心。像《白雪乌鸦》叙述了哈尔滨历史上的一场鼠疫灾难，但 并没有过多地沉溺于死亡的恐惧，而是让众多人物穿梭在坚硬而荒寒的现实中，继续着他们的爱恨情仇，以生命特有的活力和韧性，在异常宽广的精神视域中，彰显了国人对“活着”的理解。《气味》则深入到一代人的青春中，展示了“新三届”从奔走到逃离的心路历程。他们曾经为革命理想而赴汤蹈火，最后却在喧嚣的启蒙中纷纷远离故土。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初期，在这段裂变性的历史镜像中，他们一直活跃在社会的最前沿，以生命的自我裂变注释了历史的华丽转身。《布偶》和《水边书》也同样如此。在那里，喧嚣的历史记忆与个体的青春成长，构成了无数难以言说的生命之痛。

　　《少年张冲六章》以张冲的畸型成长，向中国当下的教育体制、伦理关系和人性启蒙发出了尖锐的质疑。《太阳黑子》则以漫长的赎罪行为，为底层平民的温暖人性打上了耀眼的光斑。《穿心莲》以一个都市现代女性的爱情为载体，于唯美而凄婉的语调中，道出了浪漫的自我与纷乱的现实之间迷离而纠结的状态，并对现代性提出了别样的反思。

　　在中短篇小说中， 们更加醉心于感性生活的营构。像苏童的《香草营》、铁凝的《春风夜》、冉正万的《纯生活》、薛忆沩的《母亲》、须一瓜的《义薄云天》、魏微的《沿河村纪事》、钟求是的《最童话》、洁尘的《酒吧》、张悦然的《一千零一个夜晚》、路内的《弟弟，你慢慢跑》等，都不再过度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而是倾心捕捉人物之间的微妙关系，通过舒缓的盘旋和精细的铺展，尽显各种丰盈的生命情态。这种对感性生存的倾力书写，打开了那些被日常生活经验所遮蔽的生命质感，也折射了当代 敏捷而灵动的艺术想象力。

　　与此同时，范小青的《生于黄昏或清晨》、盛可以的《白草地》、孔亚雷的《如果我在即将坠机的航班上睡着了》、徯晗的《黎明之刃》、肖勤的《金宝》等中短篇，则将笔触直入生存的吊诡之处，或对荒诞的境域进行哲学式的追问，或对现实的无奈发出尖锐的质疑，或对乖张的人性进行明确的反讽，体现了 对个体生存及其命运的深度思考。

　　但是，本年度更令人关注的，是一些非虚构的作品。如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羊道·春牧场》等等，都以真实的生活经历为依托，并大量融入 主体的人生经验、个人思考。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不太一样，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追求事件本身的宏大特征，而是更多地青睐于创作主体在事件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和体察，并将“我”置于公开袒露的位置上，从而体现出极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像《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和《既贱且辱此一生》，像回忆录，但比回忆录拥有更多的感性叙述，也呈现出更多的细节性还原，对主人公的心路交待尤为彻底。

　　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通过“我”的特定感受和理性解密，往往以小见大，对现实生存中的某些重要现象，提出颇有价值的思考。像《梁庄》，通过“我”在家乡的走访，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展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沉重和无奈，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思考。而《中国，少了一味药》则以 自己卧底于传销组织中的亲身经历，鲜活地演绎了这颗社会毒瘤之所以屡除不灭的缘由，它既有邪教般的灵魂淘洗，又有人性欲望的疯癫表演，读来令人惊悸且又发人深省。

2010年，让我颇为惦念的，还有两本小书：李敬泽的《小春秋》和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前者是一本机趣横生而又意味无穷的随笔，作者微言大义，以古讽今，举重若轻之余，深得王小波的神韵。后者则展现了一位文章老手的狡猾，它通过一种若隐若现的回忆，借助浓烈的悲情主义，再一次完成了余秋雨极为高超的自我表扬之技法，前人少见，后人恐也难有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