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访谈第六期
　　
　　受访者：侯佳川采访者：潘建设时间：2010年12月18日支持：玄鸟诗歌论坛
　　
　　（侯佳川，1987年生于陕西，现居海口，大学在读，摄影专业。海南省 协会会员。诗歌散见《海拔》《诗歌月刊》《诗林》等。）
　　
　　潘建设：据我所知，你在2009年底，诗歌发生的巨变，诗歌节奏陡然变快，类似快板，请问你是怎样蜕变的？都发生了哪些事？
　　
　　侯佳川：你知道，其实任何的转变都不是一个突发式的行为。在2009年的开始，我就开始在写作方向上逐渐转型了。到年底，你说的巨变，可能只是量的积累在起着变化吧。对于2009年年底以前的写作，我自己的评价是——都是一些无效的写作。至于有些节奏快的，类似于快板的感觉，这是和我自身的某些情绪紧密联系和对应的。这一年我的情绪（当然是环境，社会的某些现象作用的结果占更大一部分，阅读特定作品产生的要小的很多）一直处于比较亢奋，激昂。我称之为——盲目的激情。对于诗歌方向的寻找，我总是慢半拍。在所处的环境里显得格格不入。我在思考：我要写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诗才是有效的，它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真正的“诗”？基于这些，我时刻在变化着。
　　
　　潘建设：你希望通过诗歌来达到怎样的一个生命体？
　　
　　侯佳川：抱歉，我对你说的生命体这个词不是很理解。我大致这么理解吧，就是希望通过诗歌达到我自己的怎样的一个理想？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够和自身的轨迹紧密、细致、精巧的联系起来。当我看到早前的一首歌，就能够马上呈现出一个立体的事件横截面。我能够自由出入。至于苦痛和抑郁等等，我觉得那不是诗歌所要承载解决的东西。通过其它方式解决吧。我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写这么长时间是为了什么？就是完成一个问题，我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潘建设：海南特殊的写作环境在诗歌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侯佳川：海南特殊吗？可能在别人眼里特殊，在我眼里倒觉得无殊凡之分。相反，我初到这里却感觉一切都那么熟悉。就像是我的一个后花园一样。也许，这恰恰就是一个“特殊”吧。海南的诗歌，和外界联系不是很紧密。所以在诗歌的技艺上，我觉得不是很成熟。但这里民风淳朴，所以诗歌里的抒情成分却保留的很好。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这里的生活节奏，那种缓慢的放松的节奏，正好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和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所以我在海南“过得安逸，想得痛苦”。因此，诗歌里的某些节奏感强的部分，往往是即兴完成的。
　　
　　我提倡高难度的写作。不过高难度不掌握在我手里，也不掌握在他手里。它就像是一个已经存在，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事物或者成果一样，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地方。诗歌毕竟是个高雅而严肃的艺术，我反对诗歌的“简单化”倾向。我所希望的诗歌是具有敏捷的辨别力和洞察力，（能够对生活进行独特的辨认）具有古典气质。同时又容纳西方诗歌技艺上的一些东西。又必须在诗歌里夹杂适当的“垃圾”。因为，我们现在和上一个十年对于美的认识完全不同。一切都走得太快，认识更应该走在前面。
　　
　　潘建设：你怎样从早期的直接诗歌辩证走向后期的感性辩证的？
　　
　　侯佳川：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没有想太多，早期的作品由于阅读的经验和数量上的影响和制约，导致看问题想事情都不够深入和具体。生动那就更谈不上了，随着后来接触的一些前辈，看得多了，就自然而然的变化了。这个不是问题。我相信我和很多人都一样，都是这样。你遇见什么样的人，就受什么样的人影响。不过，我觉得诗歌到最后和一个人的性格有绝大关系。可能我整天像抽完大烟一样晕乎乎的想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所以我的情绪总是在悄悄支撑着一首诗的完成。感性的东西就随之多一些。以前我努力想把一首诗写得精妙，完美无瑕。现在，有时候我故意把一些更加情绪的，更加模糊的东西放置进去。别人说读不懂，或许诗歌就是为了不懂。我们要学的东西实在多，哪怕为了艺术而艺术。或者，这是个基础。
　　
　　潘建设：那些极度感性的物理景象是如何生成的，生活都给你怎样的灵感？你经常怎样去思考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
　　
　　侯佳川：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生活给我的灵感就是迷惑和不解。我认为这就是我的灵感。你知道的，迷惑，也是需要想象力的。这就像给你一把大弓一样，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射出去的箭肯定是不一样远的。我说的想象力就像这弓的张力一样。只有拉得远，才能射得远。
　　
　　潘建设：平时听哪些音乐、看什么类型的小说、电影读什么人的诗？
　　
　　侯佳川：音乐。国内的我基本偏重于金属。常听的乐队就那么几个。痛苦的信仰，木马乐队，新裤子。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乐队，也会去听下代表作。国外的我最喜欢的是枪花，BobMarley。至于像古筝这样恬淡的音乐，一般在早上醒来的时候听。
　　
　　小说。不怎么看。昆德拉算是唯一一个读完了所有作品的作者。有人说，现在读他有点过时。那不对。我喜欢看庄子。
　　
　　电影。中国的喜欢王家卫。外国的：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小津的电影就像浓缩饼干一样，人情世故都在里面。很给力。
　　
　　诗歌。读博尔赫斯。主要看国内的。比如：孙文波。蒋浩。陈东东。肖开愚。我欣赏那种有难度的诗歌。简单的说，就是不那么容易能读懂的诗。
　　
　　潘建设：你的语言组合是如何伴随强烈的音乐节奏创造出来的？你能描述一下你的语言节奏吗？他们是情感不得不发泄的内在自我节奏吗？在表达后有没有预想的结果？
　　
　　侯佳川：其实诗歌里那些节奏强烈的部分并不是在有音乐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一开始也不是因为我的心里已经有了某种节奏的雏形。是这样的：我的情绪（因为不解，因为迷惑，因为怀疑，因为生存等等）在达到一个满溢的状态无处抒发的时候，节奏自然是比较急促，突兀，夸张，恨不能一吐为快的。在各种尝试和寻找中，慢慢的内在的自我节奏才逐渐形成。说是形成，其实它的内部也因各种原因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每一首诗的侧重点不一样，这种节奏就不一样。就是说我觉得这种节奏对于我是很适合的，我就怎样表达。当然，这和风格不同。有很大区别。风格是个更加全面，更加集中的概念。而节奏只是风格的一个子集，一个部分。
　　
　　很多时候我是有意不愿意去预想达到个什么结果，或者有意识的加以控制。更欣赏那些即兴的东西。我提倡写“有缺点的诗”。简单说来就是：尽量发挥自己的优势，自己擅长的部分，发挥到极致。这样你的诗可能因为这些而显得有些急促，断裂，突兀。这样慢慢积累下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于诗歌的技艺，我觉得必须要加强。我甚至愿意去相信：技艺有时候往往比其它东西更能抵达真实。
　　
　　潘建设：你希望下一步的语言节奏如何变化？
　　
　　侯佳川：能够给自己的诗歌里注入古典力量。
　　
　　潘建设：没想到你的诗歌创作会对读者是设置障碍吗，它的自我化，太过感性，以及物象的杂糅、世界的颠倒重组，你会对读者的阅读提出哪些要求？
　　
　　侯佳川：我对读者没有要求。永远是这样的：你读不懂，不代表他读不懂。他读懂了不代表就比另一个人读的更懂。可能我的诗歌对读者群是有约束的。我相信我真正的读者不会超过三个，甚至更少。
　　
　　潘建设：在诗中你在描述对每一件事物的独特细腻感受，你让这些事物出场表演自己的冷暖感情，而自己隐藏，做真正的幕后导演。你在诉说这些小秘密。世界在那些事物中重新演绎。我想请你自己来解读下你的《游街》《新地》《朝歌》等，描述一下，你试图在表现什么？
　　
　　侯佳川：坦白的说，我并没有做幕后导演。每一首歌我都是以饱满的状态（我前面说过——盲目的激情）去融入自身。那些事物和我的关系是同等的。不存在主与次，演与导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真正的交流是发生在物与物之间。有时候，我有意取消人的成分。我必须进入到我写的东西里去，才能看到另一个自我。
　　
　　简单说吧，是这样的：
　　
　　《新地》这组诗恰恰是为了表现不新。不新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旧。它就是作为不新这种状态存在。《新地》里，那些新的事物，新的场景，新的历史经验，新的本土系统作为一种新的事物，确实对我来说是新颖的。但是在对时间的超越上，在某种可以被称为永恒的本质上的东西上，我们很难说它与唐朝与更远的时代有什么不同。每个时代在对待时间超越的问题上，尽管方法，方式上不同，其本质都大同小异，这些改变的背后，仍然贯穿的是由人类生命最基本的形态所支撑着的问题。从这个基点上来说，也许这就是我说的“不新”。但是它绝对不同于“旧”。
　　
　　《朝歌》，朝歌这个词简单看来就是早晨唱歌。其实这组诗整体上体现的却是朝歌暮唱。在诗里，所有的现场、现象、时间、事件等等都是可以物理化的、模式化的、可操作化的。里面的断裂，跳动，技艺，完全以摄影这个艺术形式展开。所有的空间都凝缩进暗房里，大海，这样的空间，这样的历史感，仿佛也是可以在显影液里，在放大镜下重构的。真与伪区别不了，也没法区别。表现了自身对一切怀疑的态度。
　　
　　《游街》这首诗里面充盈着一股讽刺、戏谑的意味。就连题目都是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想到的词。和内容却无多大关联。从日常经验出发，穿越技艺的密林，对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焦虑的疏离，我想保持自我体系的复杂、完整、自足、开放。我在试图构建一种自己的体系。
　　
　　潘建设：你的《冒菜》《下午的海》系列，都呈现出一种酣畅淋漓的漂移状态，那种恣意，试图在打破什么？
　　
　　侯佳川：那是早期的作品。那仅仅是一种逃避。自我历史疏离感。我不想承担任何，又必须承担任何。因此写下的作品。
　　
　　潘建设：你希望通过自己诗歌的改革最终达到一种怎样的诗歌面貌？
　　
　　侯佳川：我引用孙文波的一段话吧，说得很透彻：这实际上也是我长久以来的困惑。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写出的诗篇才是有力量的，才会让人感到它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活是有所触及，并呈现出深入的认识的？我一直以来并不满意现实的写作，其问题就在于此。因为我始终看到的是，那种对现实的体认，由于没有一种传统的支撑，总是让人感觉到它太现象化了。是一种对现象的简单看待。也正因为是简单看待，所以最终让人感到它们不过是对现象的排列，缺乏真正深入地解析的味道。但现象，尽管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描述，但不能触及更深入的东西，意义又何来?
　　
　　潘建设：最近从过分节奏化的诗歌中读出了一种暴力感，不知道怎么称呼，软暴力？我总觉得这种暴力会毁了我们，你认为你的诗歌中有吗？
　　
　　侯佳川：我觉得我的诗歌里有一点戏谑的味道，没有这种暴力与软暴力。我目前拒绝一切与暴力有关的东西。我甚至认为这个东西不应该出现在诗歌里。
　　
　　潘建设：玄鸟诗社在你眼中是怎样的一个集体？
　　
　　侯佳川：我很不想把它当做一个集体来看，它就像一个现场一样。可以随时看看别人在写什么样的诗，在做些什么，然后大概知道是个怎么回事，发现一些新的可能。玄鸟并不构成集体，在我眼里，它一直是开放的，彼此借鉴学习，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一帮很好的朋友、兄弟。
　　
　　潘建设：你一般都会在怎样的状态下进行创作，在创作前你都在做什么，脑海中是不是有了一些创作的灵感契机？还是专门坐下来创作？
　　
　　侯佳川：一般会在晚上写作。通过对生活的一些现象和事件，进行抽离和重构，来解决自身的问题。或者直接就是来描述自己的状态，包括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所以有朋友说我的诗歌里个人情绪性的东西很大。你说的灵感契机，其实就是我有意无意在思考的问题。我这么觉得。专门坐下来写的情况，也有。当然是想坐下来好好写一首诗的时候。
　　
　　潘建设：假如让你来安排一个新世界，新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侯佳川：我安排不了，这个面太广。我来稍微改一下，如果让我来安排我未来的生活，我希望是这样的：有个小房子，有书。当然，电脑必须有。所处的城市比较安逸。比如我很喜欢的北方的那些小城市。就很好。一定是会结婚的。比较晚而已。一定要有孩子的，不然我就要疯了。有些朋友。能够偶尔出去玩，去一些远的地方。比如新疆。总之，让生活简单些，再简单些。
　　
　　敬请继续关注[玄鸟访谈]……
　　
　　“玄鸟访谈”是玄鸟诗社于2010年底启动的专访活动，首先从同仁访谈开始，逐步转向其他大家所熟识的青年诗人，关注他们色彩缤纷的生活和独具风格的写作，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生活图景，纵谈社会万象和生民状态。活动旨在抛弃诗评家一人“独唱”的传统评论模式，寻求解读诗歌与诗人最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