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访谈第四期
　　
　　受访者：弋戈采访者：潘建设时间：2010年12月11日支持：玄鸟诗歌论坛
　　
　　（弋戈，1988年生，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现任《朱贝骨诗刊》主编。）
　　
　　潘建设：对时间、历史你怎么看待？
　　
　　弋戈：时间、历史都是人类各种文化、艺术的母题。谈及这些就大了。关于时间我说一点吧，主要是说说与幸福感的获取有关的思索吧。生活中的人大多都在处理“碎片的时间”，除去正常的生理需要，如果让自己为数不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充分饱满，人就会感觉到幸福，所谓空虚得来肯定与荒废时间有关，而空虚肯定是与幸福对立的一种。
　　
　　潘建设：你是怎样让一首诗一步步完成的？
　　
　　弋戈：灵感只是开个头，我总是这样的。我表现的事物总是在起头之后自己尽力去把握的，总觉得语言有自足性。你看这首，我恰好是，想起一句“松下有人为清风送葬”，这句之后，然后想起一些场景。策兰也这么写。“更多的猴子，在臆想中/踩着雨点，爬上云层/那里年华静好，适宜安度晚年”，在这儿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的想象力飞了起来。
　　
　　潘建设：“他全副武装，嘴巴塞满石头。他死守在自己的嘴前，以防历史丢失”（《饥饿史草拟》），“语言弯曲的部分使他沉睡”（《安静的圣徒》），“这次我仍然来不及表达时间。它流走，如此刻街头的人流，散去”（《微醉记》），“我们水中的坛子/逐个孤独，写给你的诗/逐个沦为水中的沉默”（《在水中接受一场爱，如接受角逐》），这是你的一些句子，请谈谈你写作它们的灵感从何而来？
　　
　　弋戈：实话说，我写作有个规律，我大部分诗歌的灵感集结在诗歌的头部，你选取的这些句子如果强说灵感的话，应该是灵感的后续部分了。《饥饿史草拟》是我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首诗，如果说你摘取的那些句子算作灵感的话，那这首诗肯定全部拥有了灵感。关于三年大饥荒的史料我大概看了一个月，诗歌中的某些句子在这一个月的过程中就初步有了零碎的形式，写诗始于一次交谈，发现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然后就形成了它。至于你所选取的部分，那是文末集体爆发的一种加速写作，当时应该是无所谓灵感了。至于其他的几首诗中，灵感也许往往只是擦亮一个句子，不代表一种写作状态。大多是安静状态下写出来的。
　　
　　潘建设：这我知道，布罗茨基曾经也写过，人的潜意识和思维过程是由词与词的组合推进的。我想知道的是，有哪几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你写诗？
　　
　　弋戈：在个人写作历程中算起来，写诗应该是很后的事情了。现在细心想来，还是传统诗歌教育的影响比较大。嗯，就在不知不觉的某一天开始写一些分行的文字了，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初二，03年那会吧，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现代诗的概念，诗歌在心中的面貌也很模糊。至于第一首在自我定格中成为处女作的诗歌，就已经到高中了。这样说起来应该算是自发写诗的吧。还有什么呢？如果说起带我真正进入诗歌的应该是顾城。机缘巧合地读到他那首《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汉语的美感就刺痛了我，让我觉得诗人的事业就是操持美的事业，然后就开始头也不回地扑进来了。
　　
　　潘建设：我们经常看到你的诗中有精神自虐的成分，是否有这回事？
　　
　　弋戈：与第一个问题相比而言，这个问题的跨度有点大。我不知道你所说的精神自虐具体所指，但是近来写作中词语触及身体暴力的东西还是比较多。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是普遍丢失了痛感的一代。如此想起来，那些所谓文革或学运事件的亲历者有着更加深刻的印记在个人经验中，这算是一种痛的资本吧（至于亲历者对事件本身的思考就另当别论了）。
　　
　　回到我近期的思想上，主要有这样几个思考：纯粹的表达方式和世俗生活的背离，让我开始质疑诗歌是否是高贵的艺术（我一直认为是）；语言的局限让表达失真，表达失真之后表达的意义在哪儿？在触及到人心底不洁时候的恐惧感和不断自我认识过程中的困境寻找救赎或者出路。主要是这三个方面，说到底都是哲学难题，关于伦理，人性等等诸多难以严明的事物。这样，“叩问”应该是近期诗歌里边不自觉带来的情绪，仍然处在虚无主义中。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顾城，像那样一个有着复杂人性的人（我指的是道德缺陷和非常自我的性格），和诗歌纯度之间的落差我想可以足够毁灭一个人。近期的几篇文章《伦理悲剧和自我救赎》《悖》以及《再度审视》都在细谈我提到的几个问题。
　　
　　潘建设：比如？可以详细点的。
　　
　　弋戈：那么再次说到我自己，似乎经历了对情感世界的种种遭遇，我开始变得不安起来。我发现我的身后有无数个狰狞的我存在着，他们各自取代者我的一种美好，让它们显示出令人恐惧的一面。我也没有办法回避生命之外可能产生的救赎。我试图找过很多种办法，比如信仰。西方世界的宗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更加清醒，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寄望于上帝来拯救陷于绝望的自己。问题是，我明明意识到上帝不可能存在，而且所有的宗教都对个体生命进行着一种有价值的欺骗。如果说这种欺骗给予人一种存在的合理理由，那就是尽可能的去做公共价值中善的事情，以抵消自己生命的黑暗。但本质上仍然是自我欺骗，甚至一些通过和一些被称为基督教诗人的群体接触中，我更加明晰的发现他们灵魂的丑恶不是上帝可以救赎的，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原谅了他自己的所作所为，所以显得更加面目可憎。他们只接触到信仰功利的层面，而对真正的宗教意义视而不见。我拒绝成为那样虚伪而不可一世的人。
　　
　　潘建设：何必要救赎呢，谁又能拯救世界？在精神方面到底谁又更高尚？
　　
　　弋戈：什么都不信，活着岂不是没有存在感了。
　　
　　潘建设：你从一个偏僻的农村到北京求学，城市是否带来了不稳定感和很多恐慌，你如何面对的？
　　
　　弋戈：“城市的面孔坚硬，人心年久失修”，这是我前不久写下的句子，应该是早就有过一种对抗感吧。我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个城市人的面孔，从抵抗到妥协再到迎合这个过程应该是被各种各样的背负所压迫进行的。心底可能一直不愿意失去原本拥有的农村人格，虽然这个人格也不美好。至于说到城市是否给我带来了不稳定感和惶恐，可能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某些城市的特征现在还是很愿意接受的，比如成都，除了阴天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城市。
　　
　　潘建设：在北京过得好吗？有什么内心话想说？
　　
　　弋戈：嗯，想说我把城市过成了农村。除去学习琐事，其他都还行。在追求梦想这个功利意义上这里有文学的乌托邦，如果没在北京或许我的诗歌还在探索阶段，在北京并获得知音，在这个意义上过的还算不错。但是涉及到生活，给我的仅仅是虚无感。
　　
　　潘建设：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弋戈：没有打算，大多数情况会去出版社，以后走上编辑之路。计划在生活之外。
　　
　　潘建设：你眼中的爱情是怎样的？
　　
　　弋戈：已经不是十分完整的来看待这个东西了。说到我爱情失败的原因可能是爱诗要比爱人多一点，这恰好证明我不善于处理日常琐事。至于爱情，林子的十四行诗中我引用过一句“只要我有，我爱，我就全给”，算是对爱情的一种浪漫主义的信任姿态。
　　
　　潘建设：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也写过不少给美女的赠诗，这些诗是不是有你的某种寄托？
　　
　　弋戈：一般来说，情诗是不算做诗歌的。因为只需要对一个人有效就可以了。如果情诗也获得了认同，那是它的次要价值，反正我不关心。把它看作诗歌的话我会拿出来给大家看，如果算作私密的表意的载体，往往就会写的比较隐晦，只需一个人读懂就ok了。
　　
　　把诗歌当花朵来爱戴。嗯，送诗就像送花一样，能博美人一笑，就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