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内容：说到文学研究会，就必须说到郑振铎，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高潮当中，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郑振铎为了使文学研究会更具影响，在物色、约请发起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作人、叶圣陶、蒋百里都是在他的邀约之下而入会的。

　　凤凰卫视5月9日《腾飞中国》节目播出，以下为文字实录：

　　何亮亮：1921年1月4日，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颇有影响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了，它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周作人等人，后来陆续加入的还有谢婉莹，也就是冰心，朱自清、老舍、胡愈之、徐志摩等人，总人数达到了170余人。

　　说到文学研究会，就必须说到郑振铎，郑振铎正式开始文学活动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高潮当中，作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郑振铎为了使文学研究会更具影响，在物色、约请发起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作人、叶圣陶、蒋百里都是在他的邀约之下而入会的。

　　当然一个组织机构的成立，从短时间来看呢可能并不会对当时的文学研究产生绝对性的影响，但是文学研究会发起时的环境，已经具有时代的特殊性。中国文学向来是以诗文为正统，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有诗文的理论批评，而缺乏文学的整体观念，直到近代基本上还没有走出传统的文体论的范畴。

　　“五四”文学革命之初，新文学的倡导者们就意识到，只有诗歌、小说等文体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必须确立一个新的整体性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才是文学的本义”，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正是试图从理论上为新文化运动中蓬勃兴起的文学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持。

　　外国文学的新思潮、新观念、新的艺术手法自然成为“五四” 的重要参考与借鉴，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与历史的“错位”，反映西方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思潮，不可能与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需要是完全吻合的。

　　“五四” 所面临的文化难题，不仅仅是在摆脱传统，更在于超越传统的局限，去重新认识发现传统的积极的精神内核，而文化研究会正是当时 和文艺工作者们沟通和交流的绝好的平台，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和外在条件的改变，特别是1932年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加速，文学研究会就无疾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