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据报道,学生课堂混乱,不给老师面子;违反学校规定的日常作息;在学校摄像头下表演闹剧,这是西部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缩影。学生认为教师收入和地位低,瞧不起教师——这个结论来自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组近三个月的驻村研究跟踪。而这一切,背后有一种不断强化的“读书无用”逻辑。 “读书无用论”并非最近才抬头。有研究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读书无用论”。第一次是文革时期,在“读书越多越反动”的背景下,大中专学生纷纷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经商”被认为是最时髦、最有“前途”和“钱途”的事,很多学生放弃学业投身“经济建设”,不少教师则辞职经商。 而新世纪初至今是“新读书无用论”,表现为诸如“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寒门难出贵子”之类理念的流行,学生厌学、弃学甚至放弃升学考试。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读书无用论”形成于局部地区和人群的话,新“读书无用论”则从农村辐射到整个社会,影响深远。新“读书无用论”的形成,无疑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有重要关联,但在笔者看来,广大家长是最主要的推手。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日益强盛,收入越来越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在农村地区,过去大多数人都是农民,社会地位低,收入微薄,因而读书成为学子获得城市户籍、改变命运、实现阶层晋升的重要甚至唯一途径;如今,城镇化加快,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或变为农民工,虽然社会地位仍然不高,但其经济收入明显改善,出路也变得多元化,因此,对读书的价值并不像过去那样认可。 与此同时,教育成本的提高,正成为制约一些贫困家庭孩子受教育的重要因素。必须明确的是,由于有义务教育制度,新“读书无用论”所指阶段主要是高中及大学教育,但这两级教育的费用在不断提高,抛开物价上涨因素外,既有学校办学规模扩大和条件改善的需要,也源于一些学校偿还贷款压力增大的无奈。这些因素无疑让部分家长及学生继续深造的意愿打折扣。 另外,学生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收益在下降。过去大学生数量少,毕业包分配,福利待遇较好;而随着高校扩招,学生培养“流水线”化,质量下降,且必须竞争上岗,就业压力较大,因而工作难找、工资待遇不高。 以上这些现实,广大家长们看在眼里,自然也会在“成本—收益”的框架下加以盘算。于1979年提出“穷人经济学”概念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曾指出,“农民的分散耕作比经济学家想象的有效率,农民也会在成本与收益之间进行仔细的比较”。相信这种衡量,在所有不太富裕的家庭里同样存在。 问题是,教育是长期投资,其投资回报周期较长,不仅有金钱方面的直接收益,还有诸如工作技能、公民素养、生活品味提升等诸多间接收益。而当下,不少持新“读书无用论”观念的家长,进行的只是短期的数字计算,甚至将自己看似较高的工资收入拿来与老师对比,认为像教师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都没钱没地位,让孩子读书又有什么用呢?一旦孩子接受了父母灌输的那种底层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与“生存法则”,认为读书无用,那看不起老师、排斥学校教育也就见怪不怪了。 笔者一直认为,“读书无用”是个伪命题,即使面对“新读书无用论”的喧嚣,也不改初衷。而要化解“新读书无用论”,家庭教育是关键,在改变不了大学生短期收益的情况下,要想办法让广大家长看到读书的长期价值。(文/肖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