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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带有很强的“身体化”倾向。这种身体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吃饭”和“安身”成了中国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大追求。过于现实，缺乏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或者说，只要这两样满足了，就无可无不可了，至于什么精神、情感、信仰似乎都无所谓了。（有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在中国，为什么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始终无法做到深入人心，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此。）而“吃饭”和“安身”似乎又相辅相成、彼此照应的。孔子很早就说过，“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见面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吗？”，找工作有时候也被说成是“混口饭吃”，在一个单位混得好，叫“吃得开”，混不好，叫“吃不开”，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了，叫“揭不开锅”，朋友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方式就是“请客吃饭”，甚至拉交情走后门也得首先用“吃饭”这一招作为见面礼。而我们“混口饭吃”除了养活自己之外，还要养活一家老小，比如抚养孩子，赡养老人。养孩子是为了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养父母是为了恪尽孝道、养老送终。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使人把生存的意向集中在世俗中，不像世界上其他的高级宗教那般，具有“超越”与“拯救”的因素。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 2、体现在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抚养中，就是只注重对身体的“照顾”，不注重对个性的“培养”。 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意向，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吃”，一个“养”。“吃”是为了“养”，要做到“养好”，就必须先“吃好”。核心都是为了“保重身体”，在父母对儿女的抚养中，这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对孩子的吃穿住行都很小心在意，哪怕生了点小病也焦虑万分，但对孩子真实的内心感受很少关注，至于说培养孩子的个性更无从谈起。只要听话就行，我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个主妇杂志举行的读者咨询会，来的都是学龄前孩子的妈妈，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些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孩子上了小学以后“会不会不听老师的话”“会不会调皮捣蛋”，好像孩子淘气一点就是“不乖”，就是“坏孩子”。在西方社会，尤其是新教文化的西方人士，除了照顾孩子身体的需要之外，也注重孩子个性的培养，如很小就他们单独睡，鼓励孩子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判断。 3、同时还导致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 由于中国人在生存状态、家庭关系、人际交往中过分看重“吃”的作用，由此，孙隆基先生认为：“整个中国文化弥漫着很浓厚的口腔化倾向。”所谓“口腔化”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曾经把人的成长阶段分成若干重要阶段，如“口腔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等，其中“口腔阶段”是初生婴儿经历的阶段，因为他整个生存的意向都集中在口欲的满足之上，要靠吸吮母亲的乳房来获取营养。所以，中国的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中，总是隐含着把对方当成永远长不大的儿童的倾向。我认识一个报社记者，马上就要三十岁了，人长得五大三粗，外表很爷们，做事也很麻利，但每次他妈妈给他打电话，还管他叫“宝宝”，每次听得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他都还无所谓，说他母亲一直这么叫他。父母关心孩子是人之常情，但我们的父母，无论孩子多么大，关心的始终是孩子身体怎么样，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学习成绩怎样？至于孩子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生活，除了包办代替，基本上很难做到面对面地推心置腹。父母没这个意识，孩子也不愿意。 所以，谈到中国的“性教育”，很多这方面专家都慨叹，我们的父母永远在“性”上讳莫如深，除了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跟子女表达之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的上一代永远倾向于把下一代当成不懂事，“没开化”的儿童，总觉得他们还小。只好任由下一代自个儿在黑暗中“摸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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