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彭耀春教授等著的《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年11月版）便问世，是巧合么？非也，功到自然成。彭教授致力于公安文化研究达十年，此作是他多年辛勤汗水的结晶。
　　
　　此著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地研究公安题材影视剧之作，有总有分，条理清晰。第一编《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多维视角的宏观研究》以鸟瞰的视角烛照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风雨历程，并将“公安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等关键词镶嵌其中。第二编《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类型样式与作品分析》则选取有代表性的公安题材影视剧来解读，发掘其艺术内涵，并直陈其不足。第三编为《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地域、不同国别中的警察故事作比较，拓宽了公安题材影视剧研究的视野。第四编《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口述史》则是彭教授与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公安题材影视剧创作者的访谈录，包括张成功、张策、魏人、武和平、吕金玲、冯华、朱维坚、杨佳富等，有利于帮助读者了解当下公安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动态及走向。
　　
　　《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警察影像作为一种在影视媒介中出现的警察公共形象，一种艺术化的凝聚了体制要求和人民期待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是作为兼具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普泛文化的类型影视，以警察影像的国家性质和意识形态性统领全部研究。首先是确立在警察是国家机器的前提上，其次是在中国当代电影史和电视剧史的大背景下，将中国警察影像作为中国当代电影史和电视剧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呼应和感受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和影视流变的一脉，同时，将公安题材的电影与电视剧作为在各自发展中又相互感应、互动共生的同题材类型艺术归并研究。第三，立足于新世纪中国影视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学和美学的宏观研究视角、影视类型研究、样式研究和作品文本分析的视角、影视比较视角、以及警察影像创造者的口述史视角，多纬度地观察与描述中国警察影像的历史和状态，力求能够区别于目前中国电影史或电视史著作中相对比较概括和理性的描述，接近警察影像发生的语境和现场，在更为全面和翔实的基础上真实和原生态地显现相关现象，同时能比较深入地归纳提炼出一些属于“中国警察影像”的特征与规律。
　　
　　通过细读，我发现维护国家形象则是公安题材影视剧永恒不变的创作追求，也是彭教授极力表明的立场，警察精神则是专著中的一根红线。警察精神是所有公安题材文学作品必须彰显的，属共性元素，否则就名实不符。换句话说，“公安题材”与“警察精神”唇齿相依，公安题材的影视创作与国家形象紧密相联。
　　
　　在文艺作品中，影视创作成为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路径，正如克拉考尔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好莱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和美国政府的代言人，好莱坞电影对美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彭教授在专著中指出：“警察影像作为国家形象的展现，主要是以艺术的方式塑造能够体现当代中国形象，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和人民警察精神的人民警察形象。”但是，因后殖民文化心态所惑，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就成了一个“他者”，正如以东方学为研究对象的萨义德所言：“东方形象是和神秘、愚昧、腐朽、纵欲、罪恶等本性联系在一起的。”萨先生所说的东方形象当然也包括中国形象。且看专著所论及的美国警匪电视剧《24小时》中所关乎的中国形象：“中国是以美国的麻烦制造者的面目出现的……中国使馆为反社会分子提供‘保护’，甚至非法拘禁美国公民……”《从“警察故事”系列看成龙电影发展嬗变》以具体文本为例，从《警察故事》说到《新警察故事》，其间经历20年的变迁。尽管其艺术手法日臻成熟，但是，也有缺憾。譬如“由于身份困惑引发的国家形象的缺席和误读，以及困惑后的弥补和重构。”具体说来就是在香港未回归之前，成龙眼中的内地国家形象是与“贫穷、呆板、僵化、野蛮、落后”等字眼相连。香港回归之后，经他拍摄的影片则弥补了国家形象方面的缺憾和不足。
　　
　　综上所述，《中国公安题材影视剧研究》一书价值取向明显，时时处处彰显警察精神，不失时机地维护人民警察形象，也就是维护国家形象，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可算是解读“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