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读以为这是一部献给孩子的农事诗，掩卷之余才知道：最应阅读的是我们，因为它只是借助儿童视角来呈示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这是一部关于固守与出走、矛盾与救赎的书。

　　首先，固守与出走是郭文斌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态度。一如阿贝尔·雅卡尔所言：“要是我们执意往经济主义道路走，准保回到野蛮的状态，就像A·赫胥黎在《人之杰》或奥维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那样，对这样的人类，我们应当学会说‘不’”。因为“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否做到不排斥，让每个成员感到他是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需要他。……依照这个标准，那么经济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无疑是失败的。他们在技术上的成功是以极端地不人道为代价换来的，这足以推翻他们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 (阿尔贝·雅卡尔《我控诉霸道的经济》)是的，人类快节奏地向前赶路，慌乱得连路两边的风景都来不及看，更少有人留意他们遗忘与流失了什么，少有人在现代虚华生活中，理会他们曾经过的与自然拥有密切关系的生活，曾经有过的在一个个节气与节日中翻过的一页页农历，忘却了这些曾经支撑着他们安身立命的传统社会的基石。

　　我不知道郭文斌是否是在一个不能回老家过大年的年夜里，念想曾经有过的所有农历里的节日，念想远去的欢喜，在这份心灵的守望中开始写《农历》，但是我注意到，在那个“就像新婚之夜没有进洞房”的日子里，当他带着他的有关大年的文字在键盘上行走时，“我没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翻，把我的泪水带出来”(《农历·望》)。他要通过对乡村伦理与农耕文明的美善描绘，走出经济社会并说出他的“不”，他要固守他念想中的乡土文明，固守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

　　这种固守与出走是审美的个性的，也是独具魅力的。从现实出走，回到故乡，以主人公六月过元宵为切口，切入了烂漫与念想，回归了本真与幸福。这种幸福散发着地气，弥漫着大年的喜乐。《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乡村十五个传统节日设目，从元宵开始，到“上九”结束，正好是一个四季的循环。作者是以“小说节日史”的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潜流，以此拯救和重建乡土中国的传统文明，他不希望我们在倒脏水时把婴儿也倒掉。我明白了郭文斌近似着魔的热情正是来自这份对经典化民间传统的钟情。在他唯美的散发着书卷气的散文化笔下，上庄的年节、西北节日风俗、民间文艺与方言俚语“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显现了作者西北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同时，复调的大量运用，不时使现实与历史、现实与戏文、现实与梦境交相辉映，相生相应，产生一种互文的效果。慢慢翻阅书页，别样的情绪渐渐涌动，温情而沉静，在六月开蒙的天真烂漫、快乐闲适与温柔敦厚中，自我便幻化出一方心灵的牧歌田园，在此走出现代社会，在此回归本真固守好的传统。

　　其次，矛盾与救赎是郭文斌对正在裂变的乡土文明重建的忧思与努力。面对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与乡土文明行将瓦解的矛盾，郭文斌痛心不已，他急于为远去的农耕文明唱挽歌。全村人全年都随着“农历”(这是乡土文明的象征)、依照传统过着一个个节日，大家都生活在“安详”与“欢喜”之中。常回乡村老家的郭文斌，不可能无视现实存在，如此营造安详和欢喜便有了乌托邦的意味，或者童话的质地与理想的信念。当然隐去矛盾的阅读，是愉悦美善的；但掩卷之余矛盾却直击心扉，悲哀不期而至：《农历》的欢喜世界，早已渐行渐远了；描绘安详，是为了救赎；那么沉醉“欢喜”，是否意味着对乡村忧思的忘却与逃避？

　　也许，作者正是这样让我们在书的世界里暂时远离尘埃，远离经济时代的恐慌，回归传统节日里的欢喜，回归农历，“天然”与“安详”地养植德行与快乐，在民间化的经典与传统中自我救赎，尤其还孩子们一个自在快乐的童年，人人都像六月那样自由自在、吉祥如意地成长。

　初读以为这是一部献给孩子的农事诗，掩卷之余才知道：最应阅读的是我们，因为它只是借助儿童视角来呈示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这是一部关于固守与出走、矛盾与救赎的书。

　　首先，固守与出走是郭文斌面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态度。一如阿贝尔·雅卡尔所言：“要是我们执意往经济主义道路走，准保回到野蛮的状态，就像A·赫胥黎在《人之杰》或奥维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那样，对这样的人类，我们应当学会说‘不’”。因为“评判一个社会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应该是否做到不排斥，让每个成员感到他是受欢迎的，因为人人都需要他。……依照这个标准，那么经济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无疑是失败的。他们在技术上的成功是以极端地不人道为代价换来的，这足以推翻他们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 (阿尔贝·雅卡尔《我控诉霸道的经济》)是的，人类快节奏地向前赶路，慌乱得连路两边的风景都来不及看，更少有人留意他们遗忘与流失了什么，少有人在现代虚华生活中，理会他们曾经过的与自然拥有密切关系的生活，曾经有过的在一个个节气与节日中翻过的一页页农历，忘却了这些曾经支撑着他们安身立命的传统社会的基石。

　　我不知道郭文斌是否是在一个不能回老家过大年的年夜里，念想曾经有过的所有农历里的节日，念想远去的欢喜，在这份心灵的守望中开始写《农历》，但是我注意到，在那个“就像新婚之夜没有进洞房”的日子里，当他带着他的有关大年的文字在键盘上行走时，“我没想到，它会把我的伤心打翻，把我的泪水带出来”(《农历·望》)。他要通过对乡村伦理与农耕文明的美善描绘，走出经济社会并说出他的“不”，他要固守他念想中的乡土文明，固守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石。

　　这种固守与出走是审美的个性的，也是独具魅力的。从现实出走，回到故乡，以主人公六月过元宵为切口，切入了烂漫与念想，回归了本真与幸福。这种幸福散发着地气，弥漫着大年的喜乐。《农历》(上海文艺出版社)以乡村十五个传统节日设目，从元宵开始，到“上九”结束，正好是一个四季的循环。作者是以“小说节日史”的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根基和潜流，以此拯救和重建乡土中国的传统文明，他不希望我们在倒脏水时把婴儿也倒掉。我明白了郭文斌近似着魔的热情正是来自这份对经典化民间传统的钟情。在他唯美的散发着书卷气的散文化笔下，上庄的年节、西北节日风俗、民间文艺与方言俚语“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显现了作者西北文化生生不息的血脉。同时，复调的大量运用，不时使现实与历史、现实与戏文、现实与梦境交相辉映，相生相应，产生一种互文的效果。慢慢翻阅书页，别样的情绪渐渐涌动，温情而沉静，在六月开蒙的天真烂漫、快乐闲适与温柔敦厚中，自我便幻化出一方心灵的牧歌田园，在此走出现代社会，在此回归本真固守好的传统。

　　其次，矛盾与救赎是郭文斌对正在裂变的乡土文明重建的忧思与努力。面对现代化进程的脚步与乡土文明行将瓦解的矛盾，郭文斌痛心不已，他急于为远去的农耕文明唱挽歌。全村人全年都随着“农历”(这是乡土文明的象征)、依照传统过着一个个节日，大家都生活在“安详”与“欢喜”之中。常回乡村老家的郭文斌，不可能无视现实存在，如此营造安详和欢喜便有了乌托邦的意味，或者童话的质地与理想的信念。当然隐去矛盾的阅读，是愉悦美善的；但掩卷之余矛盾却直击心扉，悲哀不期而至：《农历》的欢喜世界，早已渐行渐远了；描绘安详，是为了救赎；那么沉醉“欢喜”，是否意味着对乡村忧思的忘却与逃避？

　　也许，作者正是这样让我们在书的世界里暂时远离尘埃，远离经济时代的恐慌，回归传统节日里的欢喜，回归农历，“天然”与“安详”地养植德行与快乐，在民间化的经典与传统中自我救赎，尤其还孩子们一个自在快乐的童年，人人都像六月那样自由自在、吉祥如意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