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画家顾恺之每次吃甘蔗，总要从尾部吃起，有人很不解，末尾部分那么难吃，这人却吃得不亦乐乎，莫非脑壳有毛病？老顾却不以为意，甚至投来鄙夷的目光，你懂什么！我这是逐渐进入最佳状态。

　　现实生活中，渐入佳境的情况并不多，俯首皆拾的往往是每况愈下的例子。尤其是读书，很多书读着读着便味同嚼蜡，不忍卒读，欲弃之而后快。

　　恕我孤陋，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初版我没读过，等读时，已经是修订过的再版了。

　　说实话，刚开始读时，是书并没有引起我多少兴趣，完全是出于工作需要咬牙苦读。不仅如此，还暗自揣度，像邓野那样又红又专的红二代能写出怎样客观的国共政争？可是，读着读着，我发现，我错了，这回真的错了。不但入了佳境，还不忍释手起来，一篇读罢，细细回味，竟如饮醇醪，口有余香，禁不住猛然击节：也惟有邓野这样又红又专的红二代才能写出这样高水平、有深度、有内幕、耐看如大片的佳作来！难怪2004年曾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推荐图书，诚不虚也。

　　本书中，邓野打破了以往以1945年8月中日战争的终止为分界，分为战时和战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定式，提出，这样的划分虽然“仍可成立”，但应需要“重新清理”，因为，“这种通常的方式，不能反映这段历史不同于通常的特殊之处，既不能将历史的主题表述清楚，更不能围绕主题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连续的、系统的叙述。迄今，人们所看到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支离破碎的”。实际上，中国政治的主题在抗战末期的1944年就以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而发生转移。

　　这种观点，真令人耳目一新。对此，雷颐先生曾在多年前就有评述：“我以为本书一个最具根本性的突破是不以抗战胜利作为历史的分界线，而以抗战末期中共联合政府的提出作为历史的分界。”

　　围绕联合政府，国共双方展开谈判，从起先王世杰、张治中与林伯渠的秘密会谈，再到后来蒋毛周等高层参加的重庆谈判，直到最后马歇尔出面调停的谈判，无不表明，每一次谈判的价码都是各自在战场上武力消长的体现。某一时段，共产党取得了大的胜利，要价自然就高，同理，国民党在军事上占了上风，价码也会水涨船高，无一例外的，似乎双方都对谈判毫无诚意，所谓和谈成了谈判桌上的阴谋诡计和出尔反尔，只是为了纾解暂时困难的缓兵之计。对此，毛泽东看得很透，重庆谈判时，曾对民社党领袖蒋匀田“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

　　是的，在奉行实力讲话时代，只有思想理论却毫无武装的第三方只是一个摆设，或者仅仅是一个花瓶，即便是第三方代表罗隆基等人如何疾呼：“选举要经由联合政府才公平。训政时期的选举可以说是国民党包办，同样解放区的民选政权也可称为共产党包办，所以都要经由联合政府重新来执行。”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毛泽东说：“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蒋介石也说：“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它党派了。所谓其它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

　　真是可悲，最向往民主宪政的第三方人士在当时两大党眼中连数都算不上，难怪邓野说，在他看来，很多人为之可惜的这次与宪政擦肩而过的机会，实际上，根本连机会都没有出现过。

　　其实，真正在两大党中间说上话的，是跟中国沾不上边却又极为密切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

　　谁都知道，苏联向来跟中共关系好，而美国则跟国民党关系非同一般。然而，当事涉利益二字时，哪怕是最好的盟友也会背叛。苏联瞒着中共与国民党签下《中苏友好条约》，甚至斯大林表示“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份子领导，实甚有益”时，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还被蒙在鼓里呢，无怪乎老对手蒋介石竟也同情起来，“可怜极矣”。然而，仅仅一年后，美国也抛下了国民党——杜鲁门声明的发表，使中国政局瞬间变化，中共很快就抓住了这一契机并向对手发起新的政治攻势。

　　用邓野的话说，这便是民国的政治逻辑，“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产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制止武力，这样，也就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产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产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而这个“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超越的”，因此，联合政府也就成了一句口号，其流毒至今犹在。

　　邓野说，1944-1946年，显然是一个形态完备、主题鲜明、线索连贯的相当完整的历史阶段。

　　我想说，《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显然是一部思维缜密、逻辑性强、回味无穷、刻画当年剑拔弩张、尔虞我诈栩栩如生的超耐看史诗大片。

　　小子不才，不能道出是书好之万一来，但仍要腆着脸来大加推荐：

　　若一年只读一本书，读是书，足矣。若一年读多本书，读是书，其余诸书则尽可抛诸箱箧也。

　　（来源：凤凰网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