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名降将。据记载，正当这八名降将来到李鸿章营中，满怀希望地准备接受红顶花翎时，埋伏在帐外的武弁立斩八人之头！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苏州一带口音者被“放归”，而南京以上口音者则“不分良莠尽杀”，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地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愤愤然地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给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调遣的问题，借此从中方手中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同时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指其背信弃义，要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李鸿章则以这是中国内政，外国无权指责干涉为由，针锋相对地回答说：“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伯郎只得“一怒而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面对洋人的严厉指责，李鸿章毕竟有些慌乱，他在给朝廷的几次奏折中辩解说，如此杀降是因为叛变“诸王未理发，叛迹显然”；“挟制要求，不肯散其众，硬请保为总兵副将官职”，“降众多达二十万，难以安置”等理由。表示“臣思受降与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降酋”谋反的任何迹象，而仅仅是他担心难以控制，就采取了如此残酷的手段。他在稍早上奏的《克复苏州折》中就明言：“该酋等久在贼中为大头目，狼子野心，恐其难制”，所以要采取措施，“免致尾大不掉另生枝节”。“恐其难制”此四字是他杀降的真实动机，仅因其“恐”，数万人生命便化为乌有！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扬扬得意地说，这次“擒杀伪王六、伪天将五，皆忠逆部下悍党，稍可自娱”。在给郭嵩焘的信中亦说这次“苏州、无锡苦战数月而得之，所以少惬意者，诱斩六伪王四天将，而解散忠党二十万之众”。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故意将戈登反对杀降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先将“常胜军”调回昆山，未让其攻人苏州，戈登因此心怀不满，故意找碴儿，并强调“洋人性情反复，罔知事体”。他并向朝廷表示，此时的淮军已不是初抵上海时的初创之师，而“常胜军”“除炸炮外，攻剿不若我军”，所以对戈登的“屡称对仗”，他“亦不甚惧怯也”。最后，他以退为进，说如果因此破坏“中外和好”大局，“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

　　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攻克苏州，戈登的“常胜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朝廷论功行赏当然不能少了他这一份，即赏银一万两，稍加变通的仿照外国奖章的“头等功牌”。但没想到的是，由于发生了“杀降”事件，怒不可遏的戈登竟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朝廷的赏赐，并在给他赏赐银两的皇帝诏令背面写道：“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他“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赐的东西”。同时，他还拒收李鸿章先前应允犒赏的七万元洋银。拒受朝廷赏赐，这可是对朝廷的巨大羞辱，是对堂堂华夏“礼仪”的老大不敬。几个月攻下常州后，“常胜军”遣散，戈登准备回国，经过赫德的调解，戈登最后接受了朝廷赏赐他的名誉提督衔、几套华服、奖旗、奖章和最高荣誉的象征——黄马褂，但仍拒收赏银。P7-9

　　基本信息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2010年8月1日)

　　作者:雷颐

　　市场价:￥28.00

　　平装:257页

　　正文语种:汉语

　　开本:16

　　ISBN:9787203068808,7203068803

　　条形码:9787203068808

　　产品尺寸及重量:22.8x15.2x2cm;38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