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离它越远就越能看清其轮廓。”

　　读郭伯南先生的《图说中国通史》，你会感觉历史正抖落着风尘朝我们走来，皓月的清辉照亮着今天脚下的路。

　　这套《图说中国通史》出版之前，我有幸读到先生的原稿，厚厚的一摞，近六十万字，令人不忍释卷。他能把遥远的历史变得触手可摸，能把沉睡的文物写得活灵活现，并能以明快的节奏让读者随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徜徉……。

　　过去我们听惯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或这还有人质疑，有汉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年，何来文明五千年？著者告诉我们，人类文明史，是人类进行的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记录，而将“青铜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是西方人认知的“标准”。最新考古发现佐证，中国湖南、江西、浙江一些古文化遗址中出现了距今10000年前的人工栽培水稻、陶器和居住遗址。农耕文明才应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跨入文明时代的分水岭。

　　看到这里，就好像突然有人提醒我们：中国的领土，不但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海洋，令人为之一振，犹如醍醐灌顶。作者还说，如果说“工业文明”算是文明，那“农耕文明”为什么就不算是文明呢？是啊，上万年前，亚非的农耕文明就开始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怎么可以把如此重要的文明标志堙没呢！

　　以此为开端，著者将中华文明万年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比如，他用洗炼的语言告诉我们，“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国号都缘于其发祥地的地名。”他还写道，“鼎”，在古代是权利的象征，“九鼎”是王权的象征。古代称开国为“定鼎”，亡国叫“鼎迁”，对政权怀有野心称为“问鼎”，王权更替叫“鼎新”。百十来字却能让人获得如此多的知识。再如，他仅用百多字，竟说明了周王朝八百年历史的更迭、兴亡与分期；“西周”与“东周”的名称是因都城的方位一个西一个东；“春秋”与“战国”五百年历史的主流与特征，以及为后人称道的周王朝礼乐文化的意义。他一路道来，惜墨如金，却年代凿凿，脉络清晰。读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历史与人生》一书时，我常自感慨，怎么会在那么短短的一行字里，说清楚那么复杂的事物？而在读过郭伯南先生的这套书时，就有了相似的感受。

　　阅读书稿的那个夏天，我在街头的一个复印店里，将几百页的文稿，全部复印了一遍。我常隔着这一行行的铅字，隔着这岁月的长河，与中国历史上各代的人和事物交流。

　　当时，中国外文局一家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之前就商定出这套史著，一位编辑与我交流时用了一个词“震撼”。事实也是如此。因作者独辟蹊径的著史方法，这套书甫问世，就受到市场欢迎，前四版先后由日文、中文简体、繁体出版，十多年来，香港版五次印刷，台湾版十一次印刷，早已成为东方和西方教授中国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某些大学以之为《中国文化史》课的教材，或列入学生必读书目。可见这是一套书被国际图书市场认可，深受读者喜爱的读物。

　　近几年，中国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影视剧一部接一部上演，每当此时，我总有一种想在史书中核实的欲望，总想能找到一部比野史可信，比正史易懂的历史读物。这套书正是如此。先生并不是史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他当年也曾为此困惑，与我们一样有着解读历史的深深渴望。于是他就下功夫把自己感到的困惑，一一查明查实，梳理得明明白白，再以准确而生动的语言像说故事一样讲给读者。也正是由于这样，他的书才写得如此出神入化，才与读者有着深切的共鸣。我想在国内史学界称得上是“独树一帜”了。

　　我认识先生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们都在《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工作，他正在撰写《中国の历史》、《中华文化史入门》等连载，我作图片编辑，为文章配插图。读他的稿子，时而令人陶醉，时而令人惊奇。他告诉你，八千年前的“七孔骨笛”竟能奏出忧伤的《小白菜》曲调；五千年前陶罐上的小女孩竟然与现代木刻“蒲公英”的小女孩是民族姐妹。陶罐上努嘴吹蒲公英的小女孩，在他的笔下竟显得那样精灵可爱！

　　后来我也开始写作了，新闻报道、人物传记，直至出版图书。在所有的历程中，他老都以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渊博的学识给了我辈以滋养与启迪。记得他帮我攀上的第一座山，是我在十七年前写下的三万多字的人物传记——《他们生命中共唱着一首歌——画坛伉俪王迎春、杨力舟夫妇》。我几乎是写一章就请他点评一回，直到完稿。

　　多年后，我突然发现先生在当年返给我的这篇传记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话：“也许过了许多年后，你会惊讶自己怎么会以如此的激情达到这样的高度，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程。写下此话，以备稽考。”看到他留言的那个晚上，立即给他拨通了越洋电话，我告诉远在大洋彼岸的他，我感谢他当初帮我攀上一座座山，更感谢他作为一名老记者，对年轻人的扶持和信任。在我们的写作还稚嫩，正在行程上追赶的时候，他却早在桥头堡的那一端等着我们。

　　早些时候，我一直以为作为老编辑，能把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已经十分可贵了，剩下的事情就该自己向高峰攀登了。但其实在知识领域中，正应了一句古话：“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荫。”当我努力了很久，很久，一抬头，他却在那条遥远的山道上等我。

　　他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书一部接一部出版。四年前，精装六卷本《彩图版中华文明史》在香港出版，当时我正在渤海湾的长岛出差，风大浪急，船没法出海，在街头网吧看到这一消息，我在屏幕上给他发过去这样一行字“我正在扬起大东海的水为您干杯！”我为他的生命喝彩。

　　他与夫人旅居加拿大，但他仍时刻关注着他曾经付出心血的事业，无数跨越寰宇的邮件传来飞去，真正的“两个半球的通信”。我珍藏着他从多伦多寄来的枫叶，我喜欢他和小孙女与海鸟为伴、奔跑在沙滩上的照片，为他们的快乐而欣然。

　　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长？应该看他如何演绎生命。

　　三十多年来，他为对外传播中华文化，写了一个又一个长篇连载，耗虚了心血，退休后身体一直不适。但是他的情感，他的思考和关注，一直没有离开过他所从事的文化传播事业。

　　2002年，我出任中国外文局《对外大传播》杂志主编。这是一本研讨外宣理论和业务的刊物。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做河边的垂柳，向有水的方向伸展自己的根，这水就应该是对外传播事业。我们这些长期做社会新闻报道的记者，到哪里去寻找那些跌宕在外宣历史长河中的故事？每天在电话里与一些前辈交流，这之中，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主编杂志的第一期，在采访央视一位著名主持人时，他对日本一些人对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死不认罪极为愤慨。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谁不和他一样，我也与之共鸣。我的文章刊发后，先生马上打电话告诉我，作为媒体人一定要正确看待中日关系。他说，从全球战略看，中日两国，合则两利，败则两伤，哪怕有任何波折，中日友好相处总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是潮流，也是方向。我们不能因日本有些人反华、滋事，就不顾全要与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大局。他还说，那些青史留名的人物，一定是为推动民族团结、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的。

　　正是由于他的敏锐与直言，使我们开始关注来自中日民间的“暖流”。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我们一次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借助专家的慧眼，努力引导怀有激愤情绪的国民，走出中日历史那段令人痛惜的百年悲情。一组组有关中日关系的选题发表后，获得社会良好评价，也更体会出理性思考的价值。

　　就在前不久，先生得知我们在做“跨文化传播”论坛的系列报道，七十多岁高龄的他彻夜思考，夜以继日地工作了八个小时，第二天给编辑部发来邮件。他说：“跨文化传播，这个理念的内涵太丰富了，要了解它，就要研究上万年来横跨几万里的世界人类文化发展与交流的历史，总结其经验与教训，探索其内在的规律。”

　　他的《跨文化传播漫谈》很快在《对外大传播》发表。针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问题，他说：我们说的这个“跨文化传播”新理念，它不是逻辑地推断，而是鉴于历史经验的展望。它表达着中国人的，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和平发展的愿望，代表着未来世界的大方向。”他说：“黄河九十九道弯，毕竟东流去!

　　当得知中国人的老朋友爱泼斯坦辞世的消息，他从大洋彼岸给我们发来邮件，满含深情地写道：

　　“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最困难时支持了中国；中国解放了，又把中国作为祖国，入籍中国；可在动乱岁月，竟被关入大牢，一蹲就是五年。当出狱之后，非但没有离中国而去，也没怨言秽语，反而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国际形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宽阔的胸襟啊!”

　　他还说，“世界著名新闻人爱老的旗帜上写着同‘人’字一样高大的两个大字‘进步’。这是他向我们告别前留给新闻人的一笔‘革命遗产’与‘精神财富’!他建议我们，以《中国新闻人的一面旗帜》为题，在刊物上做一组专题。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看似与此书无关的话，那是因为我认为，他的笔下功夫是与他内心世界是真诚交融的，他的书品中饱含着他的人品，常常能使人感受到渗透在其中的人文底蕴。同时也高兴，他老在耄耋之年，依然过着这种生机勃勃而又成果丰饶的日子。凡是江河淌过的地方一定会有珠光闪烁。他就让自己的一部部作品成为熠熠闪亮的珍珠，沉淀在文化的长河中。《图说中国通史》就是其中的一颗。

　　随着历史渐行渐远，人们仍会逐渐拓展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但今天，我们衷心地感谢出版者，由于他们的努力，让行走在岁月长河边的我们，愿意停下来，聆听历史的回音，打捞前人的智慧，更理解今天人生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