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王同志自创一组人口数据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位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人口统计专业的毕业生、社科院人口所的专家用的是个“不等式”！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但是代入《中国统计年鉴》给出的人口数：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用“年末人口－年末人口”计算，1960年比1959年少了1000万，用“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计算只少了305万。同样算法1961年没有比上年减少348万而是增加了250万。关键是，1955年—1980年这两组数据年年相差几百万。也就是说，如果实际运算，只能把这个算式看作不等式。

　　如果坚持认为是等式，就会计算出这样的结果：1964年死亡人口=2733万（当年出生）－1327万（比上年增长）=1406万。减去700万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706万。按等式计算,1962年—1964年的三年能算出约1500万“非正常死亡”来！

　　先不说为什么人口统计数据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起码在搞清楚以前不能把这个实际的不等式当作等式来用。但是这个不等式不仅王维志同志用了，其他几个专家包括外国专家也用了。

　　起码有三个学者另行设计了计算“非正常死亡”的新算式。让我目瞪口呆的是，这些算式看起来眼花缭乱，但把算式一推演，发现他们算的根本不是什么“非正常死亡”而是别的东西，甚至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也就是看了他们的研究，才对自己没学过高等数学就胆敢研究这个问题有些释然。

　　开始我还是尽量用学术文风分析评论这些研究。当注意到他们竟然没有一个不是靠违反人口学、统计学基本规则，不是靠没有统计意义的人口数据或者编造、挑选人口数据得出结论时，慢慢感觉自己在干一件 “脏活”，文字也不知不觉退化为网络语言。如果读者对第一编调侃的文风不喜欢，在这里先道歉了。

　　恰好2011年初再次动笔时，在网上看到徐州师范大学孙经先教授一篇文章，觉得孙老师的分析逻辑周延、事实清楚，就设法与他联系。后来在郑州、北京、济南、徐州见了几次面。通过讨论，对研究1959年—1961年中国人口死亡情况有了信心。

　　人口统计是一个尽量反映人口实际情况的活动。这项工作既牵涉到统计的方法的科学性、手段的完备性，还牵涉到迁移漏报、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严格来讲只能逼近实际而不会等于实际。死亡问题研究是依据人口学和统计原理，对户籍登记、人口普查得到的各种人口数据（包括国外同类国家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历史原貌为基础消除各口径数据之间的矛盾，找到一组最逼近实际的数据。

　　不少研究者对饥荒期间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广泛、大量的调查，访问了当事人，写出了很多感人的情节。我对这些专家的努力表示钦佩，并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时期发生过大量饥饿至死事件的判断。但我也清楚，经过挑选的个别加起来不等于整体。我在信阳、驻马店、南阳、安阳等地进行了调查，目的是两个：一是确认一些地方确实发生过死于饥饿的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安局和民政局工作人员，尤其是当年从事户籍工作的老干部了解当时户籍管理规定和实际管理情况。这里，我对信阳市党史办、统计局，光山县党史办，新县公安局和遂平县民政局帮助过我的同志表示感谢。

　　研究人口问题首先要了解户籍管理办法，了解人口数据是怎样统计出来的。

　　1982年前，《中国统计年鉴》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门通过户籍登记得到的。基层户籍管理部门对居民的出生、死亡、迁入、迁出进行登记并以此增加或减少户籍人口。数字逐级汇总形成全国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年末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根据实际登记的出生人口数、死亡人口数和年末人口数推算出来的。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过三次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除了上述口径外，还增加了普查当年各年龄段的人口数。一般认为，人口普查的数据更接近实际人口情况。这样，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对户籍登记得到的人口数进行修正。

　　依据以上方法和数据，在孙经先教授研究的基础上，我最终推算出的数字是：

　　1960年—1961年并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

　　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在350万～400万之间。

　　这里，所谓“非正常死亡”是“按照1959年—1961年前后年份死亡人口为标准，这三年死亡人口多出了350万～400万”的意思，也被称为“超量死亡”或“超线性死亡”。至于这数百万人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并不能依靠上述研究作出判断。如果根据这期间农作物大幅减产、记载和回忆出现了大面积饥荒和因饥饿死亡而判断这些人的死亡与饥饿有关，我认为判断是客观的。

　　在调查中很多人回忆说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扛不住饥饿而死亡。通过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各年龄段人口数可以证实这种说法。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64年40岁～64岁各年龄段人口数比1953年增加20个左右的百分点，但65岁以上人口却比1953年减少了1个百分点。同时，东北、山陕、东南一些受灾较轻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而豫、皖、鲁、川、甘等饥荒严重的省份65岁以上人口减少了一二十个百分点。这就可以证实饥荒严重的地区60岁（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超量死亡比较多。把灾害较轻省份的增长率作为65岁以上人口“正常增长率”，那么全国65岁以上人口比“正常”减少了300万左右。表明350万～400万超量死亡人口中75%~85%是因为60岁以上老人的“过早死亡”。

　　一个哥们儿在知道我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时嘲笑说：“你就算研究出没死3000万而是死了2700万，有意义吗？”当然数字不是2700万，但超量死亡三四百万也是执政者交代不清的事。

　　在大家忙着减肥的时候让人认识“因饥饿死亡”是件困难的事。

　　可是，历史既然是历史，就要回到历史的环境中，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认识。

　　50年代全球人均粮食产量250公斤左右。90年代初，全球人均产粮突破360公斤，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这个指标。人均产粮360公斤时中国人感觉吃饱了。现在议论五六十年代尤其是饥荒时期中国人肚子的事，就必须注意在当时的人均产粮情况下，肚子会有什么感觉和感觉造成的结果：

　　1949年中国人均产粮209公斤，新中国成立前收成较差年份也是这个水平；而印度80年代人均产粮徘徊在200公斤～220公斤上下。

　　中国饥荒史研究表明较大饥荒死亡人口在千万以上；艾奇逊回忆说民国时期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里提供了这样的数据：“印度每年会有400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学者的调查显示当时中国人预期寿命为35岁，“人过七十古来稀”。印度这时期也是这个水平。80年代印度人预期寿命比中国少10岁。1980年，印度人口死亡率为12.6‰，中国是印度的一半。

　　以上数据表明，人均产粮在200公斤上下的时候，无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还是80年代的印度都会有数百万人“因营养不良和相关问题而过早地死亡”，尤其是老人。

　　1960年—1961年中国人均产粮212公斤。

　　当然，即使人均产粮超过360公斤，也难以避免因饥饿而死亡。登陆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中国网站就会看到：

　　2007年，全世界每6秒钟就有一个儿童死于营养不良，每天有25000人因饥饿丧生。一年有1000万！

　　列举以上数字并不是为当时的政府开脱，本书第三编详细介绍了我为什么赞同“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给出这样的背景是让忙着减肥的人读这本书时找到点感觉。当然，也希望能把那支枪的枪膛里的火药抠掉一点儿。

　　本书第一、二编涉及大量算式和数字，很多人读起来会觉得既吃力又乏味。但没有办法，因为离开这些内容就写不成这本书。

　　本书第二编主要是引述孙经先教授的研究。另外，杜伦大学的王星博士在统计学方面给我以很大帮助，魏亚洲和吴维平老弟对定稿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并对文字进行了校订，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杨松林

　　2013年3月15日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