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法》创刊于1987年，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那年6月16日，筹备中的《方法》编辑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与会的包括于光远、樊洪业以及北师大教授黎先耀、中共中央政研室林京耀、《经济研究》编辑部唐宗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冯昭奎等十几位学者，就《方法》杂志的办刊方针进行了座谈。于光远首先发言，重申他经常说的“聪明学”，冯昭奎接着这个话题说：“我们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一方面有很大进展，一方面也碰到些问题，如贬低知识、盲目崇洋、封建意识等。究其原因，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忽视开发民智有很大关系。”樊洪业指出，我国历史上，不少人主张“兴学校、育人才、开民智”，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更需要唤醒民众、开启民智。
　　
　　正是这次座谈会之后，《方法》确立了自己的编辑方针：选择曝光生活中的愚蠢的思想和行为，造成大众自由评说的舆论氛围，改变社会的旧风气和旧观念，达到反对迷信和愚昧的目标。
　　
　　当年8月，《方法》创刊号在上海出版。创办人于光远和编辑部分别发表《关于聪明学的几个问题》和《作为发刊词的一组短文》，将杂志定位为专门讨论聪明与愚蠢，使命是开掘方法、宣传方法、推广方法，目标是在争取提高全民族聪明度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几年后，《方法》编辑部由上海迁至北京，1996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但内容没有多大变化。老实说，从1987年到1997的10年间，《方法》并未引起多大的关注，讨论“聪明与愚蠢”的问题固然也可算“开民智”，如果不是它1997年夏天之后公开标举“新启蒙”，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变化中的时代融合在一起，重新定位为全国第一本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也许今天已不大有人记得这本杂志。
　　
　　1997年7、8期合刊是《方法》改版的标志，相继推出了“启蒙”、“立人”等专题，不再讨论单纯的“聪明与愚蠢”之类的问题。这份原先不起眼的杂志，从此成为全国知识分子的公共论坛，迅速崛起。全国各地的读者争相读《方法》，评《方法》，直到《方法》在1999年3月之后停出，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方法》可谓一枝独秀，站到了时代的浪尖上，成为世纪之交言论史、思想史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方法》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当时，《东方》消失已有半年，有思想追求的读者普遍有一种饥渴感，包括《东方》的作者在内许多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个发表自己思想言论的平台，改版后的《方法》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更何况，《方法》有自身不可复制的特点。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在“年终特稿/阅读1998”中推崇《方法》“或许是目前最值得注意的中国知识分子杂志”。
　　
　　二
　　
　　作为《方法》杂志理事会的名誉理事长，于光远是这本杂志的有力推手。实际主事者为主编李宝恒和执行主编江世杰。创刊以来，编辑部经过多次的调整，渐渐形成了一个优秀的团队。1997年7、8期合刊前的编辑是李可、冯晓哲、王萍和胡澍。改版后，编辑队伍增加了陈威威，她负责装帧设计。到第9期，胡澍离开，换为纳柔。1998年第1期时，李可担任助理主编，冯晓哲担任编辑部主任，编辑队伍还是四人，他们是陈威威、王萍、纳柔和王亦楠。1998年第4期开始，杂志的美术编辑和装帧设计都由陈威威工作室负责。1998年第8期，编辑队伍增加了2人，他们是杨筱、吴茵，同时增设了制作总监李振西。1998年第11期，编辑队伍发生变化，纳柔和王亦楠离开，王建军加入。1999年第1期，编辑杨筱离开。从上述变动，可以看出《方法》的编辑中坚力量是李可、冯晓哲、王萍、陈威威。值得一提的是陈威威的加盟使《方法》的封面、总体设计和插图都显得大气开放。陈威威和她的工作室同仁对《方法》的设计，即使放在今天，也会让其他杂志相形见绌。他们让《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到了较好的统一。
　　
　　改版之后的《方法》从总体设计、选题计划、栏目设想、活动组织和书店销售等方面做足了功夫，1998年策划的戊戌变法百年、北大校庆百年、1998年特大洪灾、知识经济等专题，约请一批对相关话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撰文，帮助读者理解近代中国何以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症结所在，认识在中国保护自然生态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以及面临知识经济挑战的国际环境。《方法》穿行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将中国的命运放置在世界背景下，这些专题因此而获得读者的青睐。
　　
　　1998年第12期的《方法》刊首语说：“1998，我们感谢每一位作者、读者把《方法》看作探求知识和思想的场所，为追求事物的本质而争鸣，并以这种方式努力实现那些我们久已向往的进步的目标。我们深知，《方法》无力拉开20世纪末中国沉重的思想帷幕，但我们将如一地坚持知识独立的立场，相信21世纪的中国将在文明的洗礼、精神的历练中走向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思想文化独立。”正是这样的独立意识和担当意识，使《方法》在10年的沉潜之后完成漂亮的转身。
　　
　　不能忽略，在编辑部背后，有于光远、王元化、朱厚泽、李慎之、吴敬琏、杜润生、周光召、王选、王梓坤、李昌等一批顾问，还有一个包括王富仁、汪丁丁、秦晖、胡亚东、董光壁、李醒民、雷颐、蔡德诚、朱学勤、钱理群、杨继绳、刘军宁、杨东平、何怀宏、何光沪等人的编委会。1997年，《方法》改版之际，正是听取了董光璧等学者的建议，确立了杂志的“主心骨”——“启蒙”，从而完成了“专门评论聪明和愚蠢”向“交叉科学类思想文化性月刊”的定位转型，从而形成了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作者群和读者群。执行主编江世杰在1999年学术年会暨编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希望扎实稳健的思想启蒙造就21世纪的思想新人，希望21世纪的思想新人中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师、学术大师。”这是《方法》编辑部第一次直接公开地表达自己追求的目标。
　　
　　为着造就“思想新人”的目标，《方法》还在1998年下半年，与北京许多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会合作，邀请不同学科有成就的学者，举办了一系列学术讲座、学术沙龙、《方法》读书会，朱厚泽、汪丁丁、刘军宁、王富仁、钱理群、刘震云、董光壁、张永和……他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北师大、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三
　　
　　面对上世纪90年代知识界的转向，李泽厚有一个概括，“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元化就曾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当时知识分子在惊魂初定之后开始反思，包括对80年代那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启蒙理性本身都在反思之列。但是，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情怀并没有因此消退，从《东方》的三年我们可以看到，从《方法》我们同样能看到。
　　
　　《方法》的作者群涵盖了几代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王元化、李慎之、何家栋、江平、于光远、资中筠、陈乐民、王得后这样的前辈学人，也有肖雪慧、钱满素、钱理群、许纪霖、徐友渔、秦晖、刘军宁、汪丁丁、陈小雅、雷颐、王富仁、刘东、陈平原、杨东平、李银河、周国平、崔卫平、王友琴、陶东风、邵建等中年学者，还有更年轻的王开岭、萧瀚、李政涛、摩罗、余杰等人，其中多数作者也曾是《东方》的作者。
　　
　　曾是《方法》作者的河北科大教授谢志浩做过一个统计，最后20期的《方法》作者大约333人，分布在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比较特别的是，来自自然科学界的那批作者，如沈国舫、董光璧、胡亚东、李醒民、肖伦、徐光宪、刘兵等，他们对中国科学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显示出这本交叉科学杂志的特色，这是一般思想文化刊物所缺乏的。
　　
　　1998年迎来北大百年校庆，《方法》不仅做了专题，而且持续发表了许多文章，尤其是1998年第4期，发表刘军宁的《北大传统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接着，第8期又发表李慎之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与复兴》（此文是为刘军宁所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写的序言），李慎之揭橥自由主义的大旗，并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大约就是在此文发表之后。
　　
　　在《东方》之后，《方法》成为秦晖发表文章的重要媒体。针对当时海内外一些人大谈“经济民主”的论调，他在1998年第3期发表《产权改革与民主》，阐明他对管理改革和产权改革的观点。他在1998年第8期发表的《农民问题：什么“农民”？什么“问题”？》，表达了他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评论何清涟新书《现代化的陷阱》的《社会公正与学术良心》，他的《自由优先于“主义”》等文也都在《方法》发表。
　　
　　钱理群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在《方法》1998年第9、第10期发表了长文《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弥漫着“血的蒸汽”的文字开启了他的“1957年学”。
　　
　　肖雪慧在《方法》1998年第5期发表《民主的后援力量》，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与当时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一起，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近似的问题。之后，她的《自由思想家王小波》、《关于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上篇）、《道德问题上需要理性和宽容》、《开放的传统》、《在辩驳中前进》等文相继在《方法》发表，体现了这位伦理学家对民主、人权、宽容、理性、自由等话题的深入思考，受到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陈小雅在1998年第1期发表的《从“猫论”到“猫洞论”》以犀利睿智的目光解析牛顿和猫洞的故事，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这年第2期发表的《失落的转折——从戊戌悲歌看制度效用》，则以戊戌变法失败的案例，揭示不受任何制约的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