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形势下，煮字疗饥委实不易。尤其作为一名文学作者，仅与文学杂志合作，恐怕真会落得“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境地。

　　曾看到某文学作者的腹诽之辞。他讲，当下，国内纯文学稿费的标准，确实到了让人不好意思提起的地步。文学刊物稿费千字能上100元就算高的了，一篇小说只能得到千字30、50元的稿酬，可以说是普遍现象。这名作者近年来曾在国内一些名刊发过作品，一首诗的稿费也就是几十元甚至十几元，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与文学杂志的堂堂品牌相比，低微的稿费不仅令人羞愧，与 的心血付出也是大不相配的。纯文学稿费无论横比竖比，与鲁迅时代比也好，与上世纪80年代比也好，不仅没有进步，而且是落后了，停滞不前了。这种现象，不能说是正常的”，这名作者慨叹。

　　就连著名 刘心武，虽仍潜心写作，但论及稿酬也不免写道：“玩股票，从个人的角度，自然在为了发财……如玩得大，自然还可赚得更多。这么想下去，卖字儿，即与文间挣稿费，呕心沥血写一部长篇，费时三年不算长，以30万字计，千字30元的最高稿酬，扣去所得税，也不过8360元，平均一年挣不到2800元，一月平均才234元不足……真不禁要一跺脚喊出声来：去他妈的写小说！谁再写谁是孙子！”

　　文学杂志与低稿酬的如影随形，虽不至于说是促成当下文学发展式微的惟一因素，然而确实，“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受生活压力所迫，还是有不少真爱文学的人士不得不改弦易辙，要么选择下海经商，从此远离文坛，要么选择写一些迎合市场的专栏文字、媚俗的剧本，而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相去甚远。受之影响，使得当前的文学杂志更是陷于不利境遇——一方面，文学人才流失，好稿难觅；另一方面，杂志对读者的吸引力下降，订数不多，经营惨淡。其两者之间相互影响，愈益加剧了文学及其杂志在面对市场时的窘迫。

　　其实，纯文学杂志稿酬过低，早已有人呼吁。全国政协委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范小青曾经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应当出台适应时代发展的稿酬标准，并出台相应政策，保证纯文学类刊物编辑的收入。纯文学类刊物也应自找门路，巧妙与市场融合，保障纯文学类刊物的生存发展，使更多的青年作者全身心投入到纯文学创作中。

　　自去年始，上海作协积极谋变，其下属的文学杂志《收获》、《上海文学》等稿酬标准大幅提高，新标准是原标准的2至5倍。这笔费用，由上海政府从“文学发展基金”拨出专项资金扶助，每年都会注入新的资金。

　　无独有偶，最近看到消息，贵州《山花》杂志为了推动文学发展，提升杂志在全国的影响力，山花编辑部与贵州一家房地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对《山花》发表的作品实行“双稿酬制”。具体方式为，山花编辑部按照原标准支付当期稿酬后，房地产公司按照《山花》原稿酬的60%的比例支付第二笔稿酬。

　　可见，上海与贵州的文学杂志在改善作者稿酬状况方面，正在付诸积极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上海市是以地方政府的支持为后盾，由地方政府定期拨付专项资金来帮助文学杂志吸引好稿，提升作者的稿酬待遇；贵州《山花》杂志则选择了与商业企业的战略合作，企业出资既有助于杂志及其作者获益，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借此宣传自身，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可谓多赢之举。上海与贵州的两种探索模式，异曲同工，在时下不乏积极的借鉴意义。

　　目前，各地依然有相当多的文学杂志挣扎在不死不活的边缘，依然有太多的文学作者面对菲薄稿酬“一声叹息”。改变此种状况，作为文学杂志不能只有想法而没办法，不能一味自怨自艾一味等、靠；同时，作为地方政府，也不能只是把发展地方文化软实力喊在嘴上落实在“面子”上，只有文学杂志与各级地方政府共同努力，继而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经济主体关注文学、支持文学杂志发展壮大，文学、文学杂志及其作者才能早日挺直腰杆，于相互搀扶提携中走出一路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