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为《新港》创刊号封面

　　创办《新港》文学月刊，是从1956年4月开始准备的。天津文协秘书长张学新同志和我谈话，安排我到《新港》编辑部工作。那时候天津 协会还没有成立，当时大理道的一幢院子，是天津几位 的住处，我住在一楼的一间房子里，编辑部主任鲍昌住在三楼，另一位明确到编辑部工作的余晓住在楼顶。

　　在筹办《新港》文学月刊的同时，还准备成立天津 协会，那时叫中国 协会天津分会。因为编辑部没有正式工作，我们就参加召开第一次天津 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开会的日子到了，会议地点选在天津中苏友好协会，上午9点开会，方纪作报告，然后选举中国 协会天津分会领导，宣布创办文学杂志，定名为《新港》，中午散会，出席会议代表各自蹬自行车回家，我们几个小工作人员回食堂吃饭。

　　那时候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工作餐，也没有出场费，更无需安排食宿，成立编辑部，也没有仪式。下午，方纪把我和余晓、鲍昌叫到作协机关楼上的一间办公室，宣布《新港》文学月刊开始筹备，如此一切就步入正轨了。

　　中国 协会天津分会也是一个单位，不能只在宿舍里办公。不久，听说市里把原来在新华路的兵役局机关大院分给中国 协会天津分会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是第一个搬进去的工作人员，这兵役局不知道是哪个军阀的别墅，院子很大，三层楼，几十间房子，第一天搬来，晚上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楼里，那一夜好恐怖，几十部电话在夜间不停地响，闹得人不得入睡。夜里有风，只听见楼梯上有脚步声，又听见楼门被风吹开，明明是有人闯了进来，院里婆娑的树影投射进来，活像有人要跳下来一样。

　　创刊号要高水平亮相，找名家约稿是首要任务。很快得到令人兴奋的消息，鲍昌交给我一篇小说，是王愿坚的小说《三张纸条》，我初读后非常兴奋，这篇作品写了一个革命故事，很有教育意义。又是出自名 之手，很快我们就将这篇小说定为创刊号头条。随后，调来了阿凤同志，当时他已经是著名的工人 ，成立中国 协会天津分会，他又被选为副主席，还是政协委员。我和余晓刚刚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受到审查，此时还在被控制使用，尤其是我，只做办公室内的工作，外出组稿是轮不到我头上的。

　　最初组稿，阿凤找到老舍先生，回来说，老舍先生正写剧本《茶馆》。向鲍昌汇报后，鲍昌很兴奋，阿凤再去北京，说老舍的剧本已经交到别处了。没有剧本也不遗憾，很快得到了孙犁先生的小说《风云初记》，稿子还转到我手里，我读过，种种感觉就不必说了，可后来听说孙犁的小说被退稿了，我们真是大吃一惊。自然，后来鲍昌被方纪狠狠地批了一通，再去要《风云初记》，孙犁先生已经交到别处了，孙犁先生真好，他居然没生气，对于编辑部的人还是非常尊重。

　　为了约到有分量的理论文章，我去南开大学找到文学系的几位老师，希望他们能够拿出重头文章，南开大学的老师非常热情，很快就送来文章，但文章的书卷气太重，有点像教材，放在刊物上不太合适。再三斟酌，选出一篇稍有灵气的安排在创刊号上。

　　另外还有诗歌版面，当时编辑部收到许多诗歌作品，还有长诗，本来一位华侨诗人的长诗很有基础，我约来作者谈过修改意见，但创刊号赶不上了，只好发表几首短诗。为了活跃版面，鲍昌提议开设一个杂文栏目，叫“自由谈”，准备发表一些杂文和小品文。那时候中国小品文受苏联影响，基本上就是带有幽默、讽刺色彩的小文章。当年几位老 更是提倡继承鲁迅传统，要敢于面对现实发出 的声音。当然，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种风潮，使许多人后来遭遇不幸，那自然不能由 负责了。

　　刊物开始筹办，没有人寄杂文，临时抱佛脚，只好自己操刀，鲍昌写了一篇，我也写了一篇，再加上一篇业余作者的，创刊号可以发稿了。刊物出版后，“自由谈”栏目颇受欢迎，很快收到许多来稿。房管局一位青年业余作者张仲，写来一篇文章《哀莫大于心死》，文字功力不错，虽然尖锐些，但当时我们认为政治上没有问题就安排发表了。真是没想到，这篇文章使张仲遭遇不测，几十年后，我和张仲重逢，提到那篇文章的事，也是俱往矣了。

　　“自由谈”还发表过蓝翎的文章《半间房随笔》，记得其中曾删掉几行，不幸蓝翎也因这篇文章罹难，多少年后，我告诉蓝翎，那篇文章是经我手发表的。蓝翎回答说，他早就知道，正因为一个小“胡风分子”欣赏蓝翎的文章，蓝翎才受到长达20年的不公正对待。

　　刊物的发行也很重要，鲍昌带我一起去邮局研究发行问题，鲍昌代表编辑部，邮局由领导出面，我只在一旁记录，谈判非常顺利，创刊号当时印了1.2万册。7月份，通过种种渠道得到反馈，文学界反映不错，其中“自由谈”一栏最受欢迎。应该说，《新港》文学月刊开始时在国内很有些影响，苏联列宁格勒的文学杂志《涅瓦》，还主动和我们交换刊物，可惜编辑部没有人懂俄语，每期刊物寄来，扔在一旁没人看，只感叹人家的印刷真好，刊物有气派。10月份，准备出版一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专号，这期专号由我担任责编。我向许广平先生组稿，许先生很快寄来一篇极有分量的文章，这时候得知，武侠小说作者宫白羽先生年轻时，曾经写信给鲁迅先生请教文学创作问题，得到鲁迅先生指导，至今保存着鲁迅先生给他的5封回信。发现如此重要的珍贵资料，编辑部派我去宫先生家联系，希望他能贡献出鲁迅先生的回信。宫先生此时处境窘迫，自然愿意将信件交国家保存，我从宫先生家里带回鲁迅先生的回信原件，乘电车回编辑部，那种感觉真是终身难忘。

　　为出版这期专号，李霁野先生写了重头文章，我还找到美术家马达，他当年和鲁迅先生有过接触，余晓告诉我说，请画家写文章可不那么容易，画家宁愿给你画一幅画，也不愿捉笔写500字的文章。为马达先生的文章，我跑了几趟新疆路。最后，马达先生终于把文章写好了，安排发在纪念专号的重要位置上。

　　我在《新港》文学月刊工作了半年，1956年12月31日，便奉命离开编辑部去工厂劳动接受思想改造，原是说去一段时间，而且对我说，只要好好改造思想，将来大有前途。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25年，后来又被送到农场。我在编辑部工作的半年时间，应该说，是很知努力的，从主编到编辑部主任，对于我的文字能力还是十分欣赏的，我最大的用处，是一部活字典，无论什么资料想不起来，最后都要找到我。一次我从外面回来，正赶上几位领导为查不出一篇文章而犯愁，看见我走上楼来，就问我那篇文章最初发表在什么地方，我立即蹬上椅子，从书柜上翻出一本杂志，果然那篇文章就在那本杂志里。

　　凭着这点小记性，编辑部很看重我，后来上面下指令将我调离 协会，据说鲍昌还为我说情，没有办法，政治运动是无情的，我也只好收拾收拾离开 协会了。在我离开 协会的当天，余晓也接到通知，离开编辑部，去一家钢厂劳动，余晓正准备离开，突然鲍昌又被打成右派，这一下，编辑部崩溃了。幸好万力从外地调来，立即接手工作，重新组织了一个新的编辑部。后来天津的文学杂志几经波折，只知道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已没有人去想最初创刊的过程，但这终究是天津文学界的一段旧话，虽然没有什么意义，总还是一段往事吧。　　

　　作者：林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