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秋风最近发表了文章“四大名著当重新定位”，文章认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弯路之后，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恐怕有理由对四大名著的文学与文化地位给予重新评估。人们应当从四大名著头上脱下本来不属于它们的桂冠，让其回到在小传统中的正确位置上。

　　新版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正在热播，成为娱乐界一大热点。这是四大名著在荧屏上第二轮登场了。

　　十多年前，四大名著已经有过一次集体亮相，并成为此后各大电视台的热播节目。据说，还有更多制片人准备翻拍四大名著，也许要为第三轮翻拍做准备。演艺界不断翻拍“四大名著”，显示了文化观念之浅薄与扭曲。这种扭曲源于所谓“四大名著”的神话。

　　四大名著神话之源头，在新文化运动。明末清初的金圣叹，虽曾提出过“六才子书”说法，但其中只有小说《水浒传》，大头则是《庄子》《离骚》《史记》《西厢》以及杜诗等文学之正宗。

　　四大名著初步形成，大约是胡适的功劳。胡适先生对新文化运动最大的贡献是倡导白话文，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明确指出：“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一项。”在他眼里，过去三百年中文学的代表就是《水浒》《西游》《三国》，其理由是“言文合一”。后来出现了《红楼梦》热，胡适先生也侧身其中。可以说，在胡适手里，“四大名著”基本定型，并被捧为中国近世文学之巅峰。不过，四大名著的官号当时似乎并未诞生。

　　上世纪50年代，胡适先生在大陆遭到猛烈批判，起因正是他的红学弟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诡异的是，也正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其中包括胡适极力推崇的白话小说。官方组织撰写的文学史也开始把四大名著作为一个重要概念认真地讨论。

　　出现这种诡异局面，原因并不复杂。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是颠覆传统，激进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摧毁传统，才能改造国民性，塑造适应现代化的“新人”。为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摧毁传承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文体，也即经、史、子、集。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辩运动即致力于摧毁经、史传统，立白话文为文学正宗则是为了摧毁子、集传统。

　　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化、文学政策，与此一脉相承，而且更为极端。这个时期官方强调文学的人民性，从文体上则主张文学的通俗性，为大众喜闻乐见。四大名著合乎这个标准。当时，传统文化在教育体系中几乎完全消失，四大名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陡然提高。“文革”结束后，传统获得局部恢复，“四大名著”优先进入人们的视野。各家出版社争相成套印刷四大名著，其名号也完全定型，俨然成为传统文化的代表。

　　应当承认，在明清两代，乃至于二十世纪，贩夫走卒确实热衷于《水浒》、《三国》。以白话文写作的四大名著确有其文学史的价值，四大名著所表现的价值也确实是传统的。但是，从文学、文化两个角度看，四大名著都不能算传统之“正经”。引用人类学的概念，四大名著只能属于“小传统”，而不在大传统的范围内。在古代社会，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所以，他们的作者或者使用假名，或者是不入流的文人。这一点就决定了，从中国文学的大传统看，四大名著的文学形态是粗糙的。更不要说它所反映的价值也是比较庸俗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从四大名著中发掘人生、职场智慧，包括百家讲坛大讲三国，都不免厚黑学倾向。

　　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文化弯路之后，文学界、文化界、教育界恐怕有理由对四大名著的文学与文化地位给予重新评估。人们应当从四大名著头上脱下本来不属于它们的桂冠，让其回到在小传统中的正确位置上。

　　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是十分重要的。过去一百年是国人与自己的文化传统愈行愈远的时代，国人已为这一时代性错误付出了巨大的文化、社会与政治代价。鉴于这样的教训，民众、知识界甚至政府都已经产生了回向传统的意愿，尽管程度不等。若欲接续、发展传统，就应认准“正经”，即古人所说的经、史、子、集，以免浪费精力或误入歧途。

　　延伸阅读：四大名著地位的变化

　　我们现在所指的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大概不用我一一罗列，应该都知道是哪几本书。今天，人们将这四部书称为“四大文学名著”，实际上是文学评价标准变化的结果。在五四运动之前，并无这一说法。五四运动中，以胡适为首的海归知识分子，为了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建立了一个大不同于以前的文学标准。因而，四部古代长篇故事集，终于荣膺“四大文学名著”的称号。

　　五四之前，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软性的等级社会（所谓“软性”是指，社会等级不是永久继承的，而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的）。在这样一个等级社会中，我们今天所说的“四大名著”，不是上层等级的必读书，士大夫阶层对于后人所称的“四大名著”，甚至带有一些排斥和贬低。原因很简单，现在人们所说的“四大文学名著”，首先不符合传统士大夫“高雅”的文学标准，其次，它们的读者，针对的都是社会中下等阶层。

　　胡适从美国回来后，为了建立新文学，反对死文学，引入了现代西方的文学概念。胡适最突出的成绩之一，就是引入了“小说”这个概念。虽然胡适的“小说”，概念完全是西方的，但是，他用了中国传统的“小说”这个称呼，由此造成了中西方在文学层面对话时的各自表述。“小说”在中国古代不是特指某种文学形式，但是“小说”的地位比较明确地属于次等的位置。而胡适引入的西方文学“小说”的概念，没有地位高下的差别，只有文学体裁的差别。为了配合这一“新文学”，胡适便将中国古代地位并不很高的“小说”，如《水浒》、《红楼梦》等，尊为中国古代文学名著。

　　胡适的这个做法并非完全错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等级社会向大众平民社会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胡适选择古代文学名著的标准之一，就是平民化。但是，胡适的做法也有点偏颇。从形式上说，所有文言文创作的作品，都不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只有白话文作品，才有可能符合胡适的“新文学”标准。因此，在胡适看来，除了《水浒》、《红楼梦》之外，其他如《三侠五义》、《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海上花列传》等白话文作品，都是新文学标准下的优秀之作。

　　胡适的这个做法造成两个后果。一是，中国古代大量以文言文为表现形式的文学作品，没有进入优秀之列，没能成为“名著”；二是，胡适所确定的名著，从纯文学的角度，也不太符合西方文学的标准。在胡适之后，“四大名著”的遴选，又被加入了一些“阶级斗争”的成份。因此，胡适喜欢的另一些古代白话文“小说”，如《海上花列传》，由于不符合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没能列入“四大名著”的范畴。

　　当阶级斗争理论被放弃之后，对于“四大名著”地位的质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拥护者。它们认为“四大名著”品味不高，文学性较差，难以实现“陶冶情操”这一文学的基本功能，充其量只能作为消闲。第二个质疑，来自西方文学观念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四大名著”不符合西方真正的文学观念，没有承担文学应有的责任。

　　中国古代社会有一个基本概念，认为自己的社会理念和形态，是千秋万代的必然。因而，文学的功能表现在陶冶情操和教化大众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宗旨，都是社会的稳定。于是，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真正的文学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类净化心灵的高雅文字；而对于社会中下层，需要的是忠孝节义、礼仪廉耻等教化功能，《三国》、《水浒》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基于这样的概念，两种“文学”的地位高下便很清晰。但是，胡适之后，前一种高雅文学被视为“死文学”，后一种通俗故事，则成为“新文学”的实例。因此，“新文学”是否能堪大任，是否名副其实，便遭到了怀疑。

　　来自古典高雅文学的质疑，不再多说。西方文学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学很不同的特征。西方社会没有中国传统社会万世永昌的稳定概念，而是不断发展、变革的动态概念，因而，西方文学中，批判现实、构建理想，成为文学必不可少的功能。文艺复兴后，现代西方文学还肩负了反抗宗教束缚、表达自然人性的功能。以至于在某一个时期，西方哲学找不到的出路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文学将承担哲学的重大功能，这一倾向被有些理论家认为是文学的宗教化倾向，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学确实具有哲学化倾向，在对于现实的批判和未来的引导上，具有较强的功利主义价值。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古代“四大文学名著”确实很难侧身其中。反而，当西方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后，真正心灵化的文学需求出现，中国古典文学，却在另一个高度，与西方文学走到了一起。

　　电视媒体出现后，它的传播方式和功能性目的，产生了一批影响甚大的电视作品。近的如大陆的《闯关东》、《大宅门》，远的如台湾的琼瑶剧，香港的时装剧，韩国的《大长今》，日本的《阿信》，美国的《老友记》等，都是百姓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作品。做一个比较，“四大文学名著”就是被后人挑选出来的古代“电视连续剧”。更准确地说，“四大名著”当年的地位，与今天广受欢迎的优秀电视连续剧差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也可以多一份骄傲，中国是较早产生大众流行文化的国家，它的一部分成果就体现在今天被人誉为“四大名著”的古代长篇连载故事上。因此，学习“四大名著”，对于了解中国，对于了解中国人的趣味，还是有好处的。(作者：刘仰2008-03-0701: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