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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孔子失意而归，但与众弟子周游列国多年，难道不是去寻求一种善意纳谏而富有民主气息的国度吗？ 当代文明可与孔子学说优势互补 政治上的不得志，促使孔子晚年将主要的精力用在“私学”上。他兴办“私学”，广收门徒。 孔子在办学和从政之余，还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被誉为“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 孔子坚信教育的力量，坚信思想的力量，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书籍的力量，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识之国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苍生，即实现“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经典《礼记》对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详细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为孔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天道精神的社会(人道)体现。 由此可见，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张“天下为公”，世人都应尊老爱幼，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间该互相关爱，使社会风气良好，让民众生活得快乐、幸福。 事实上孔子去世后200多年时，《吕氏春秋?贵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著名论断。也就是，与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同为发端于中华易文化的《吕氏春秋》这一中华历史文化宝典，也与孔子之思想一脉相承，即都认为天下为公，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另外，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一书也提出了“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学，甚至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有人抨击在事实上同样提出了天下为公之思想的吕不韦和康有为等人。 然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设大同世界”时，国人又开始高歌“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记了这些早在2000多年，孔子和吕不韦等人就提出来了的历史事实。甚至连与孙中山年龄相差仅8岁的康有为先生都抛到爪哇国去了。 似乎基于同样的逻辑，当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时代精英”面对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所提出的“天子受命于天”时，就有意无意地将其误解或者曲解为“君权神授”，而把“君权神授”的真正发明者西方人“健忘”到了九霄云外。 但言及欧洲的启蒙运动时，众多国人，尤其是某些所谓的“时代精英”，以及某些政客之类的社会群体，却会高声赞美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等，而大力鞭挞“君权神授”，认为其为维护专制和暴政的工具。 也就是说，董仲舒、卢梭等人同样提及“天”，孔子、孙中山等人都提出了“天下为公”和“大同”，但遭遇却截然相反：孔子和董仲舒等人被抨击，甚至有人似乎想剥了人家的皮，而卢梭、孙中山等人却被众多国人顶礼膜拜，甚至被戴上诸如“思想先驱”、“革命先行者”等之类的高帽子。 诚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非同寻常，其时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思想家的所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三权制衡”等思想，从理论上来证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要求建立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他们用“天赋人权”的口号来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用“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来反对贵族的等级特权。 这思想和口号迅速在欧美传播，对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到了不小的影响和较大的推动作用，对世界其它地方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确确实实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我们理应尊重历史，不能厚此薄彼，不能照人下菜碟，不能因人废言，更不能妄加指责或者人为地拔高其人。 据有关资料记载，17、18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人把儒学用轮船运往西方世界，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来影响中国，加之当年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久而久之，国人普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而把目光时而投向日本，时而投向欧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国的月亮都比咱们中国的圆。 于是乎，大凡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鄙视，甚至全盘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某些决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国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把西方、把美国的那一整套都照搬过来，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立马解决了，民众的任何问题就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了。 换而言之，近百年之中华民族，成了一个越来越没有自信的民族，而愈来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的那一套东西了。 所有这些，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副副沉重的精神枷锁了。 但很多知识精英至今不以为然，而为数不少的决策者也似乎认为必须把人家西方，把人家美国的都搬过来，那中华民族就会再度崛起。 因此，孔子也罢，老子也罢，大凡中华传统文化，基本都被视为自慰，基本都被众多国人，尤其是一些精英和部分迷恋西方世界的决策者当作眼中钉，肉中刺。 另外，还有部分至今迷失于浩劫时代的思维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国人，也把孔子、儒学，以及中华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异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导西方、美国文明或迷恋浩劫之方式的同胞们、先生们、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学，真正懂得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呢？ 当代社会，不少国人都在谈及“藏富于民”。 但事实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强调要“惠民”，而“惠民”(《论语》：“其养民也惠”)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藏富于民”，且更为深邃。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还包括“其使民也义”(《论语》)，即在领导民众时，应符合道义、合情合理，而使民众乐意接受。 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为政者有德，是因为内心有道，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高风亮节。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的方向转动。 这其实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反对苛政严刑。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孔子利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世人，道德教化比单纯的刑罚要好得多。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仅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仅用刑法来整顿和惩罚，民众虽然可以为了逃避处罚而避免犯罪，但是他们却毫无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和教化，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纠正自我的过错，不做不道德的事，从而达到彻底说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也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但为何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结果导致一些人精神空虚、价值观错位，而品德素质低下。这事实上恰恰印证了孔子之语。 由此可见，我们大家理应好好地深思，而不应在尚未真正了解孔子、尚未真正理清中华传统文化之前就贸然否定之，更不要继续把中华民族推向越发不自信的深渊了。 其实，孔子所主张的“为政以德”，即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之间原有的一条沟壑。 这种治国方略事实上为人权、民主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试问：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不是保障更多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呢？ ——答案是肯定的。既然是，那这不是保障人权又是什么？当代所倡导的“人权”难道不包括保障民众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吗？ 如此，某些时代精英把现当代所谓之“人权”与孔子的“有教无类”对立起来，是否妥当呢？难道还要把孔子、儒学、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实现人权的绊脚石吗？是否还要把其当作眼中钉、肉中刺呢？ 公民社会倡导民主，而民主倡导选举，但孔子主张“选贤与能”，这难道不是选举的一种吗？而且孔子的主张更为全面，即所选举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贤德。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主张“贤与能”之人为民众办事，这难道有错吗？ 当代民主重视选举，而不言及“贤”，仅谈“能”。但如果选举上去的是一些不为民众、不为国家利益而着想的人，那不是祸国殃民吗？换言之，难道选举一帮子无德之人去行政，我们才可放心？ 是的，选举上去的不行了可以撤掉，但是难道不会付出或多或少的代价吗？为何不按照孔子所主张的“选贤与能”而尽可能地加以避免呢？ 综上所述，其实孔子、儒家对于现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会是有益的。也就是说，生发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学说，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如与其结婚，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结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会。换言之，中华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可形成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 当然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跟现当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国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贸然予以否定。 据笔者不完全查证，1988年，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呼吁全世界“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2500多年来，不仅仅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因此，世界著名的思想家、“美国文明之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 任何形态社会都会像人一样地经历“生老病死”，任何国家都会经历出生、成长、壮大、鼎盛、衰败，甚至死亡的命运。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自然法则，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譬如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凭借各自独特的民族优势，成为世界强国，甚至独霸世界。既然如此，那中国近代落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所在的法国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国际领先地位先后早被德、美国等国家取代了。难道责任也在于卢梭、伏尔泰等这样的思想家吗？ 同理，包括部分时代精英在内众多国人把中国近代落伍等责任强行加在孔子身上，牵强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既不明白社会发展之规律，也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而天安门地区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么将孔子塑像矗立于天安门地区有何不好呢？ 另外，既然有关决策层已经将倡导“惠民”(“藏富于民”)等“仁政”、“德治”之理念的孔子“请”了出来，那么作为民众为何不能因势利导呢？ 故而，笔者认为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作者：罗竖一中国传统文化论坛常务理事、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会员、知名时评人、资深媒体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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