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蒋氏秘档把他带上研究蒋介石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后，杨天石先生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史，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有四个：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这其中三个阶段都和蒋介石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可以说，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在那个时候就已开始。”

而让他专注于蒋介石研究的，是“文革”期间在毛思诚家中发现的一批蒋介石日记类抄本、仿抄本以及蒋介石的信件、电报等珍贵资料。“毛思诚是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他保存了很多蒋介石的资料。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家人把这些资料砌在自家的墙壁里，‘文革’期间，‘红小兵’抄家时把墙砸开，发现了资料。幸好他们认为是重大革命成果，没直接把这些资料烧掉，而是层层上报。‘文革’结束后公安部将这批材料交给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杨天石所说的仿抄本，和现在的复印技术相仿，为了保存日记，秘书人员按照蒋介石日记的格式原样照抄，而类抄本则是对蒋的日记进行分类整理。在毛家发现的类抄本中，有“党政”、“军务”“文事”、“学行”、“杂组”、“旅游”、“家庭”、“气象”、“身体”等种类，时间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６年之间的日记以及１９３１年的日记。

当杨天石在第二历史档案馆读到这些蒋介石日记、书信和电报以后，立即被吸引住了。他意识到，历史的真相就隐藏在这些日记和书信之中。１９８８年，他根据研究，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蒋介石研究的文章《中山舰事件之谜》，指出中山舰事件并不是蒋介石的阴谋，而是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蒋介石只是误信谣言。胡乔木读了以后，称之为“有世界水平的文章”。

从那以后，杨天石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许多关于蒋介石研究的作品。真正确立他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权威地位的，是他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2015年11月，该书由重庆出版社再版发行，这本书的大部分研究都是根据毛家所存的资料进行的。杨天石说，在这部作品里面，他希望纠正过去对蒋介石有失偏颇的评价，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在杨天石看来，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纠正讹传。这种思想导致他触及一些人的“底线”，他们认为，蒋介石是千古罪人，不应该为其“翻案”，甚至有人直接上书，批判杨天石。

２００６年３月，杨天石应邀到美国阅读胡佛研究院公开的第一批蒋介石日记（１９１８～１９３１），按规定，杨天石不能对日记进行翻拍，只能使用阅览室提供的纸和笔进行摘录。那一次，杨天石待了两个月，翻阅并摘录了大量日记内容。后来，他又于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９年连续３年前往美国胡佛研究院，阅读了全部的蒋介石日记，每次逗留的时间都是两到三个月。

杨天石告诉记者，蒋介石日记缺了４年，１９１５～１９１７年的日记在战斗中丢失，１９２４年的日记也丢失了。“前三本我觉得还无伤大雅，但１９２４年的日记丢失实在太可惜。那一年，国民党召开一大，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这段时间的日记，对于研究蒋介石、研究国民党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２

蒋介石日记只是线索，更多功夫在日记之外

杨天石根据在胡佛研究院读到的日记，开始写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系列。他告诉记者，这套书准备出５本，现在已经出版两本，第三本正在写作之中。此系列已交由重庆出版社于2015年10月陆续出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1》已于9月份出版。

杨天石说，之所以每一本间隔这么长时间，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根据蒋介石日记就能够写出来的，而是需要收集大量的资料，找到相关的佐证才能够下结论。“我在蒋介石日记中发现线索，再去查阅其他的资料和文献。”他说。为了查阅资料，他不仅在海峡两岸往返，还时常到美国去查阅资料。

杨天石举例说，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他发现蒋介石曾在二战期间支持德国青年军官推翻希特勒政权。很多历史学家对此存有异议，认为１９４２年年初，中国抗战正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不可能插手欧洲。“我在日记中发现蒋介石写的‘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还有一条‘派齐焌赴瑞士’。”杨天石翻阅大量资料后找到齐焌和宋子文的电文以及齐焌所写的报告，原来齐焌和一些德国军官很熟，是德国军官首先表达了要推翻希特勒的愿望，但希望能够通过中国政府向英美提出，推翻希特勒政府以后，必须给予德国平等待遇，而不是战败国待遇。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支持德国青年军官倒戈也是很正常的了。”杨天石说，蒋介石还为这些军官提供了资金上的资助。后来又在美国查到蒋介石发给宋美龄的电报，让她把情况转告罗斯福。“我觉得，有了这些资料相互佐证，说蒋介石支持德国青年军官推翻希特勒政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蒋介石日记研究著作中，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非常有名。杨天石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他说，黄仁宇从来没有看过蒋介石的日记，他只是根据别人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黄仁宇的实力是不容置疑的，他的努力也让人佩服，但他使用的都是二手资料，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杨天石表示。

３

历史学研究不能为了追求生动而牺牲真实

杨天石是一个爱书如命的学者。他说，早年他几乎什么书都读，到现在因为时间太紧，几乎只读和研究有关的书籍。他有一个原则，那就是绝对不读没有标注参考资料出处的历史书籍。

“我一贯认为，不能为了追求生动性而牺牲真实性。历史学研究讲究的是‘无一字无出处’；而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纪实文学，胡编乱造，误导读者，这种风气很要不得。”说起这个话题，杨天石显得忧心忡忡。

他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也险些上个当。在研究“不抵抗主义”时，杨天石认为奉行不抵抗政策的是张学良而非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当晚，蒋介石根本就不知道沈阳的战事。张学良一直到晚年获得自由之后在很多场合也都承认不抵抗命令出自自己。”

张学良的秘书洪钫回忆说，蒋介石８月１６日致电张学良：“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要求他不要抵抗，杨天石认为，这位秘书是“九·一八”过后几年才当上张的秘书，他的回忆并不可靠。

这时候，杨天石看到一本关于宋美龄的书籍，里面对于蒋介石发给张学良的“铣电”的存在言之凿凿，称就存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展示橱窗里。“如果是这样，那真的是一个大发现。”但杨天石又有些迷惑，他多次去过哥大查阅资料，从来没有见过这封“铣电”，而且根据他研究蒋介石多年的经验，蒋发的电报不可能没有日期。后来，他打电话给该书作者，作者告诉他：“您不要相信我书里的。”

“我很感谢他对我说了实话。”杨天石告诉记者，如果不是这位作者直言相告，他可能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查证。

采访的最后，杨天石说他今年晚些时候还要去美国查资料。对于蒋介石的研究是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在记者看来，杨天石所做的，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蒋介石，更是要从这些日记中，发掘出一个又一个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