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近些年在国家实行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转企改制，实现了整体上的产业化。出版业要加速发展，产业化是一条必经之路。
　　
　　中国出版业的确需要扩大规模。和经济整体规模和实力相比较，中国出版产业是相对薄弱的，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中国出版产业集中度很低，缺少“巨无霸”型的出版传媒企业。在国际背景下看，一个现实的比较是，美国排名前四名的出版传媒企业，可以占据30%以上的市场份额；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2011年销售收入153亿欧元（数字见腾讯科技网），约等于1238亿人民币，超过中国582家出版社的出版总码洋（1063亿人民币，数字见于新闻出版总署网站）。而我国最大的出版集团，年销售额至今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左右，这种规模和体量，与国际大型传媒集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产业化有利于出版社发展规模，也有利于提高国内出版产业的集中度。产业化之后，特别是出版企业上市之后，通过融资，并购和重组等方式，可能产生一些大型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出版传媒集团。这既是产业发展自身的客观结果，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因为中国加入了WTO，出版市场迟早要对外开放。一旦允许外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出版业必须有足够的竞争实力。这就像美国和俄国有航母，中国也要有航母一样。
　　
　　产业化也确实给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带来了动力和活力。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年度出版情况统计，2011年，全国共出版图书37万种，其中新书20.8万种，重印书16.2万种。这个数字，比2010年又增长12%。其实，关心这方面数字的人都知道，中国图书出版总量已是连续多年保持增长了。中国早已成为出版品种世界第一的出版大国。2001年，全国图书出版总品种仅15.4万种，10年中增长了1.4倍。这样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但是，这些数字反映的仅仅是表面的情况，只要稍微作一点分析，就会发现数字的背后有隐忧。
　　
　　新闻出版总署的统计数字显示，就全国图书出版总码洋来说，2011年为1063.06亿，2001年为466.82亿，十年增长率高达139.2%；然而就图书出版总册书来说，2011年为77.05亿册，2001年是63.1亿册，十年的增幅仅为22.1%。
　　
　　为什么出版册数增长这么少，而出版码洋却可以增长这么多？
　　
　　原因是2011年，图书的平均定价比2001年增长了86.4%，同时，2011年的出版品种比2001年增长了140%。
　　
　　也就是说，出版总量的增长，靠的是提高定价和增加品种。表面看起来是“繁荣”了，但是并不能在实质上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生活水准，加大全民阅读的总量。因为如果结合人口增长因素综合计算，就全国人民人均拥有当年出版的图书册数而言，2011年是5.72本，2001年是4.94本，增长幅度在十年间只达到15.79%。所以这种繁荣不免有些虚幻。总册数相对稳定而总品种大幅增长，必然引起单册书的平均印数下降。据统计，十年中，全国图书的平均印数下降了48%，图书的单品种效益跟着大幅度降低，出版利润被进一步摊薄。于是整个出版业，赚钱都比十年前更加困难。十年前一些出版社尚能依靠较小的规模，较少的书种维持经营，而今天他们都不得不以扩大规模博取微薄的利润。所以人们说，今天中国出版业陷入了“滞胀”。
　　
　　“滞胀”是经济学名词，特指经济增长停滞，同时通货膨胀。用在这里，指的是图书出版和销售册数没有明显增加，但出版和销售总金额（码洋）大幅增长，同时产品大幅涨价。这种滞胀，过去在日本和台湾，是有前车之鉴的。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由于出版行业“滞胀”极为严重，曾引起日本“出版大崩溃”（参见小林一博《出版大崩溃》，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出版社大面积倒闭，书业满目凋零。紧接着，在其后的几年中，这种“骨牌效应”又传导到台湾，连锁书店瘫痪的瘫痪，关门的关门，造成台湾出版业的一片恐慌。在那时，对于出版社来说最为致命的情况，就是“新书见光死”。书种太多，书店没有足够空间摆放，于是上架下架频繁，退货越来越密集，退货数量越来越多，平均退货率达到40-50%。这使得出版社的新书无法盈利。
　　
　　“滞胀”之所以为出版业带来灾难，是因为它把出版社逼上了一条不归路。由于单品种效益降低，出版社便要靠多出书来补足效益；但因为书多了，品种泛滥，质量不免降低，重复出版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严重。这样的书更难保证单品种效益，于是形成恶性循环。书种越出越多，但每一本的效益越来越低，结果更要多出。这种情景令人想起电影《生死时速》，有些出版企业就像电影中的汽车，他们拼命出书的做法，停下来要死，继续操作下去也要死。不久前，听到新闻出版总署蒋建国副署长的报告，谈到2012年全国图书出版，品种和退货都增加了，但销售额不增加，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的滞胀。今年两会前夕，《文汇读书周报》的文章《出版业亚健康需要及早诊治》（见2012年3月1日《文汇读书周报》），第一次使用了“亚健康”的概念，重点谈论的是库存暴涨问题：全国图书库存从2005年的48.92亿飞涨到2011年的804.05亿，涨幅为66%。而2011年出版发行单位的图书销售额只有653.59亿元。当年图书的存销比例达到1.23比1。一般来说，考虑到备货的需要，出版社需要有正常的库存；但作为一种常识，做出版的人都知道，出版社的正常年度库存不能大于正常年度销货量，存销比例1比1是一个极限，比较合理的比例是0.8比1（当销货为1时，存货为0.8）。但是目前全国的整体情况，是库存书超过合理备货大约40%。这40%的图书，一般可以理解为死书，也就是无法销售的书，从资产的性质上来说，应当属于不良资产。然而现在，在各地出版集团纷纷做大规模，争相打造资产过百亿的航空母舰的时候，好像没有人注意到出版行业资产中的不良资产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里计算的存销比1.23比1，也是不精准的；有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被考虑进去，这就是每年200亿左右的中小学教材。在全部图书销售653.59亿中，如果把中小学教材扣除，就只剩了450亿左右。这部分图书是定制产品，一般来说是没有库存的。所以说，库存书主要是教材以外的大众图书和各种专业图书。这些书一年卖掉450亿，库存却达到800亿，差不多够卖两年的时间。事实上其中的“死书”很多，属于不良资产的图书一般估计可能在400亿左右。
　　
　　“滞胀”的出现，与产业化的导向有关。产业化要求人们用“产业”的标准来重塑中国出版业。它有两项核心的内涵，一是“规模化”，指的是一定要达到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可的规模才可以被称之为产业；二是“市场化”，指的是一定要按照市场的原则来运作出版业。
　　
　　在产业化的背景下，各地出版社不约而同地选择“做大做强”的发展道路。出版社之间的竞争，比的是规模和经济效益，谁的产值更高，谁的市场占有率更高，谁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更多，等等。报纸上经常刊出各地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排行榜，上榜的大多是出版教材和教辅读物的出版社，像三联，中华这样的老牌的、一向出版优质图书的出版社被排到100名之外，使人强烈的感觉到好像社会对于出版社的评价标准变了。
　　
　　为了“做大做强”，出版社必然要设法迅速扩张，跑马圈地，上市圈钱自然是一条捷径。近几年国内已经有七八家出版和发行集团在A股上市，剩下的十几家出版集团，大多也在排队等待上市。好像上市融资，扩大投资是出版社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谁不上市，谁就落伍了，将被淘汰出局。其实大多数出版集团和出版社根本没有考虑清楚，上市融资以后可以做什么？所以现在已经上市的出版发行集团都在“募投”方面遇到困难，找不到一个高增长的领域去投资：若是继续做大出版主业，风险其实很高，多出书未必多盈利；若是投资实体书店，更是难有预期收益，因为现有的实体书店还在纷纷倒闭；若是投资数字出版，目前和可见的未来都找不到盈利模式，投资仍然是烧钱。所以一些已经上市的出版发行集团只能想方设法通过多种经营（例如从事房地产）来为资金找出路，甚至有的把钱存在银行，或者购买理财产品。这样做已经不符合上市融资的初衷。这样“做大做强”的上市公司，对于出版业本身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
　　
　　同时，人们注意到，这种拼命做大规模的导向给出版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人们感叹，现在书种多了，但是好书不多。书店里的新书大多是彼此重复的。选题重复，内容粗制滥造，很多书是彼此模仿拼凑而成的，还有一些是为了赚钱而哗众取宠的，诸如麻辣什么，水煮什么，戏说什么之类。书店里的畅销书榜，上榜的经常是一些浅陋的、低俗的大众图书和养生保健读物，而富有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好书被淹没了。出版产业化以后，图书被单纯作为商品，迎合大众市场口味，追逐市场效应，媚俗的倾向明显。
　　
　　其次，出版社趋于同质化，很难保持原有的品牌风格和传统特点。对于出版社来说，要打造品牌，最重要的并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选择不做什么。必须懂得放弃，有所不为，才能有所进取，有所为。但在产业化大潮中，每个出版社都在拼命地膨胀，做大规模，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大家都在做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出版策划，所以一方面造成了选题重复，彼此模仿，另一方面是出版社失去个性，丧失自己的特征，使众多出版社变成了彼此无差别的大众出版商。这是产业化以后追求经济效益的导向所决定的。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知名出版人甘琦曾在《读书》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出版业：向美国学习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习？》），谈到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烈•西弗林分析美国著名出版机构哈泼•考林斯出版风格转变的例子。哈泼•考林斯曾是美国最好的、最有品味和影响力的出版社，但是当它被默多克的新闻集团成功收购而作为上市公司的一员以后，几十年中它的书目一路发生令人痛心的蜕变，艺术史、神学、哲学、历史等严肃的学术著作被纷纷抛弃，最后书目中充斥的是短命廉价的畅销书。现在，连这个出版社的员工都恨不得自己属于娱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