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独创造社如此。中国现代文学杂志的数量之多，恐怕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最粗略最保守的估计就有一千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1988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就收录了276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2010年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又收录了657种。不过，后者所收并非全是文学杂志，两者所收也不限于新文学杂志。其实，自晚清以降， 编辑家一身而二任的大有人在， 主编文学杂志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新文学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虽未能一统天下，却已是大领风骚，新文学杂志此起彼落，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必须指出，这些杂志的编者大都是文学新锐或仍属年轻的中坚。其中，既有先以创办杂志闻名而后再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的，如茅盾，他1921年1月接手《小说月报》编务，大刀阔斧革新时才25岁，当时署名“桐乡沈雁冰”，还未使用笔名“茅盾”，1927年9月他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在《小说月报》亮相，才署名“茅盾”；也不乏先以作品受到文坛关注接着编辑文学杂志的，如巴金，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成名作《灭亡》，到了1934年，他在北平先后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学季刊》、与卞之琳等合作主编《水星》，时年30岁，两年之后又在上海与靳以合作主编《文季月刊》，而靳以与巴金首次合作时才25岁，卞之琳与巴金合作时才24岁。

　　数字颇能说明问题，不妨再举些较具代表性的例证。朱自清1922年与俞平伯合作主编中国第一份新诗杂志《诗》月刊时才24岁，田汉1924年主编《南国》半月刊时26岁，冯至1926年与杨晦等主编沉钟社机关刊物《沉钟》半月刊时才21岁，朱湘1927年独立自办《新文》时23岁，徐志摩1927年主编新月社机关刊物《新月》时30岁，沈从文1928年与丁玲、胡也频合作主编《红黑》杂志时30岁，丁玲1931年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27岁，施蛰存1932年主编现代派代表刊物《现代》月刊时27岁，苏青1943年主编《天地》月刊时30岁、吴祖光1946年主编《清明》时29岁……

　　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文学杂志的编者本身都是各有成就的 ，他们的年龄段又大都在20—30岁之间。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周作人1924年接替孙伏园主编《语丝》周刊时已39岁，林语堂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时37岁，戴望舒1936年主编《新诗》时31岁，朱光潜1937年主编《文学杂志》时40岁，胡风1937年主编《七月》时35岁，老舍1938年主编《抗战文艺》时已39岁，柯灵1943年主编《万象》时34岁，李健吾1946年主编《文艺复兴》时40岁……但按孔夫子的说法，他们都还未到或刚到“不惑”的年龄，戴望舒和柯灵则过“而立”不久；如按今天的习惯说法，他们都仍是未到“中年”的“青年”。

　　鲁迅的情况较为特殊。他1925年主编第一份文学杂志《莽原》周刊时已经45岁，但若从他1918年参与过五四新文化代表刊物《新青年》的编务算起，他编辑刊物的起始年龄仍然可以定格在38岁。

　　因此，除了个别例外，如曹禺和张爱玲，几乎所有重要的新文学 都有主编文学杂志的经历，有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以主编文学杂志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多年轻的或并不很年轻的新文学 热衷于主编文学杂志，形成了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一道风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色，对新文学进程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小可。杂志是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在图书馆学上又被称为“连续出版物”，自有其定期出版、时效快、影响大的特点。相当一部分现代文学重要作品都是在杂志上首先发表，然后再出版单行本的。新文学 或以其年轻的锐气，或以其已有的知名度主编文学杂志，目的就是为了更快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多地争取新文学的读者，为了进一步扩大新文学的传播，争夺新文学的话语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下韩寒主编《独唱团》、郭敬明主编《最小说》、张悦然主编《鲤》、安妮宝贝主编《大方》等，这些青年 在作品畅销一时之后，先后涉足文学“杂志书”的编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有句西谚说得好：“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他们只不过在走前辈已经走过的道路，重新接续中断已久的 主编文学杂志的历史传统，不管他们自己怎么看待，也不管他们是否承认。只是当下的文学语境已经转换，杂志的性质或也有所改变，出版考量也可能不完全是从文学出发，诚然，他们也并非没有新的创意，但这已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陈子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