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学的时候，曾学习过书法。开始学柳公权，极难，看着俊美而难以临摹；后学欧阳询，入门简单，然秀气十足而厚重有失。自学无门，经老师推荐方改之以颜真卿为师，才有所体会。此后遍习张迁碑、王右军、赵孟頫等，直至孙过庭，自以为精进不少。直到有一天，见识到智永的《千字文》、怀素的《自叙帖》、苦瓜和尚的《画语录》，还有八大山人似索靖似米芾、纵横齐整、方圆相兼的秃笔作品。我才明白，书法之道，不在技法乖巧之超绝，更有妙因善缘在修心。从古至今，以书扬名的僧人为数众多，但在今时今日，能够与时俱进始终保持书道本心的人却少之又少，更何况在修行的高僧大德之中呢。演觉法师，无疑是当今北京乃至全国为数不多的佼佼者吧。

初见演觉法师，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驱车十余里便到了繁华的西四路口，在极具现代感的地质博物馆对面，就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古建筑群落——北京弘慈广济寺。当我怀着忐忑的思绪拨通法师的电话告知已经到了的时候，法师十分爽快地说“我马上过去接你们”。说话间法师已经开门，彼此合什礼毕，法师热情地引我们到内院。进入厅堂，法师一个一个地招呼我们入座，唯恐怠慢了我们似的，并坚持要我坐上首，我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书谱》云：“君子立身，务修其本。”学习书法也是如此。法师从小喜爱书法，如今已写了四十多年。

根基之深，非常人所能比拟。但法师总是很谦虚地说：“我只对行楷略知一二，篆、隶、草、章还差很远。”

法师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没有临池翰墨之人呢。

法师很健谈，也很幽默风趣，谈古论今，阐明佛法，无不信手拈来，俯仰即是。佛自汉而传入中国，佛法中的戒、定、慧，从最初的时候便与中国的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与书法息息相通。书法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对造型技巧和线条章法的追求，而是一个人的内在修为。

这也恰恰印证了佛教所说的“自内证之、不向外求”的义理，也正是书法的最高境界。

当谈及抄经的时候，法师连连说自己还没有达到那一步，还只能练习。法师言及于此，可见其对佛之至诚之心。虽然法师不曾抄经，但他却常常看古人的经书作品，从中吸取精华。当佛学的义理悄然植根于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自然会形成一种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正如汉朝扬雄所言：“书，心画也。”

法师不仅关注自身的修养和对书法的无限追求，还时刻关注着书法艺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他说：“如果书法学习能进入学校课堂，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一定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的确是这样，如果能将书法普及开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何愁不能复兴呢。所以法师一直坚持行楷书法的创作和研究，因为这是学习书法最容易入门也最容易普及的方法，他希望这样做能帮助更多的人产生对书法的兴趣和热爱。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离不开佛教的推动作用。赵朴初、启功、刘炳森等，都是佛学深厚的书法大家。

每每提及他们，法师都为之自豪，他们的书法理念，至今仍是人们对书法评价的取向标准和审美意趣，而这种书道的提升，也是道德提升的一个标志，这不正是佛家与人为善的义理吗。

法师还提到了学习书法的技巧，虽然各个时代的书法家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如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复古，清人兴碑，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起点和基础。只有把书法根基打牢了，才能有更高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探索。每一个书法家对艺术的执着，都有着信徒一样的虔诚，难怪历代著名的书法家都喜欢抄经，在抄经的同时才能深深体会到佛家的思想甚至达到顿悟的境界，而佛教也因此得到了更好地传播和发扬。

书法与佛门义理，可以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法师不单单跟我们谈书法的理论和修为，还给我们做了示范，让我们开了眼界。从宣纸的选择到笔的大小、墨的浓淡，从运笔的流畅到落款的细致、盖章的严谨，无一处不是认真地对待，无一处不体现着法师的佛家风范。此“薄发”之淋漓尽致，怎不是“厚积”之结果。元朝郝经《论书》言：“书法即心法也”。不正是法师的真实写照吗？

我们离开的时候，法师正在做午课，大雄宝殿里的佛乐和着僧众们诵经的声音萦绕在耳际渐行渐远，但法师对书道的精辟见解和创作时流露于笔端的洒脱情怀，依旧在脑海里重现。

演 觉

1955年出生于甘肃省甘谷县。1982年师从常慧法师，2006年荣膺广济寺方丈。现任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