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中断、百姓被困，余姚一片泽国，成为孤岛。对于灾区群众来说，这时候想到大V帮助传递信息，是顺理成章的一种习惯。但这次，与动车出轨不同，与雅安地震不同，大V们沉默了。

　　大V沉默的客观原因，或许与真正的大V——官方媒体渠道，对于这场灾难传播力度有关。那些曾经组队赴大洋彼岸直播飓风的媒体大V，对眼鼻子底下这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秋台风”，好像兴趣不大。网络大V们知情不足，也是难免。

　　但此次网络大V对于这场灾难表现出来的集体沉默，还是让人明显感到了反常。当地网友在无数次“艾特”大V、得到无动于衷的反馈之后，有的禁不住泼口大骂。毕竟，人们已经习惯了网络大V在危急时刻一呼就应的好处，习惯了他们在灾难面前运用自媒体的便利。这时候，他们需要大V，或许是一条生命需要救援，或许需要的是紧急关头能够随叫随到的免费、广泛、热情的传播，或许只是一种心中有你有我的关怀。

　　但是，汪洋泽国之中的余姚，却感受到了大V的冷遇。有接近大V级的网络名人坦言，虽是自然灾害，但同样会担心不能亲眼所见而成为传谣。

　　一边是危急时刻的苦苦相求转发，一边是500次转发一旦失实依法中枪。他们中许多人，或许宁愿潜水装睡，宁愿躺着挨骂，也不愿冒犯“两高”。横竖是中枪，他们当然会选择杀伤力最小的那一枪。

　　寻求大V扩散信息，是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救助。但信息扩散带给网络大V的风险，却无人能助。这是不久前“两高”针对网络传播司法解释，带给现实的尴尬。当一条信息必须具备亲眼所见的真实性，甚至必要时还得留下经得起打官司的铁证，那么，网络传播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个人激情、社会需求、甚至客观存在，完全成为必须经得起对证的、僵尸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死有对证”。但是，浙江水灾、余姚受困，到处都是险情，到处呼唤求助，紧急关头，谁能保证每条需要传播的信息都滴水不漏、不差分毫？谁又能保证这些需要传播的信息畅通有效？

　　前车有鉴。网络大V们，在这场灾难中，是遵纪守法的。但网民用网络大V过去的表现来衡量，却感觉对方在道义上，“欠”了他们一笔感情债。“欠”，是因为他们从前可以为，而今天没有为。却不知，今天的网络大V，再也不是凭个人判断、个人激情而欣然转发的那个大V。他们对于司法的敬畏、对于眼见为实的敬畏，已经远远超过情急的需要、情义的需要。他们没必要为自己不转发谁的一条信息而承担道德责任，但他们必需为自己的激情承担法律的风险。他们中有的不是在追求影响力，而是追求影响没力。越没力，离500次的高压线就越远、越安全。

　　灾情传播不力，指责网络大V，这种荒腔走板与躺着中枪，至少说明两点：一，网络大V在传播形态中不可或缺。二，网络大V在传播需求中暂时无可替代。解决这个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问题，根本的办法不是寻求受众与网络大V之间的相互体谅，而是传播方式的责任优化。这个责任，包括官媒大V对于社会传播需求的担当问题，也包括网络大V对于信息传播限制的弹性问题。

　　网络大V在这场灾情中躺着中枪，是人们心存期待，是官媒大V在实际功能上不被人们所指望。如果官媒大V暂时不能取而代之，那么，用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去激活网络大V的社会担当，已经是社会生活中现实而又迫切的需要。在社会责任与担当方面，法治应该起粘合作用，而不是一限了之，撕裂社会的信息需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