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进士，中状元，是帝制时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不过，那时的科举，录取率很低，据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对明朝科举录取情况的统计：“乡试录取率在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10%左右”。意思是1000人参加考试，大约只有4人考上举人，这些举人还要进入殿试，不被刷下才能成为进士，所以明朝进士录取率，最多也只是4‰。可见，古代科举考试，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过得了的真是凤毛麟角。而在这残酷的淘汰比拼方式下，五代末、宋朝初的窦禹钧一家，五个儿子却全部考中进士，后来个个身居要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窦禹钧，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排行老十，有窦燕山、窦十郎之称，以家教有方闻名于世。那么，窦禹钧教子有什么超乎常人的法门呢？对窦家情况记录得较为详细的，是范仲淹的《窦谏议录》，他在文中传述了窦禹钧的一生，然而在教育方法上，除了说他曾建一座书院，聚书数千卷，邀请老师为孩子们授课外，并无其他特别的教子方法。一个儿子们全部考上进士的家庭，难道仅仅就是建几间书房、置几册书籍、请几个教师就能轻易实现吗？这样的条件，经济稍为宽裕的家庭都不难做到，那为什么别人家没有一门一门出进士呢？让人疑虑。倒是“长乐老”冯道，有感于窦禹钧教子，写了一首《赠窦十》，为我们提供了信息，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教子以义方”，一语道破天机。的确，窦禹钧教子，重在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据范仲淹《窦谏议录》记载，窦禹钧富甲一方，却为富亦仁，为富亦义。有个仆人，利用工作便利，盗用了窦家一大笔钱，担心发觉后无颜以对，便写了个凭证，系在自己女儿手臂上，凭证上写道：“永卖此女，与本宅偿所负钱。”然后，远走他乡。窦禹钧发现后，立即烧掉了凭证，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将她抚养成人后，然后自贴嫁妆，送她出嫁。仆人听说窦家主人如此大义，赶紧回来谢罪。窦禹钧原谅了他，对前事也不再提及。
　　
　　一次元宵节晚上，窦禹钧去延庆寺进香，在后殿台阶边拾到一个装有银二百两、金三十两的包裹，这可是一笔巨款。他深知失主会心急如焚，第二天很早，便又去了延庆寺，等候失主前来认领。果然，不久就有一人一边哭泣，一边找寻。原来，失主昨晚酒醉了，把巨款遗失在庙里。而且，父亲犯了大罪，这笔款项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筹借来为父亲赎罪的“买命钱”，如果丢失，父亲当性命不保。窦禹钧非常同情失主的遭遇，不仅归还了巨款，另外还馈赠他金钱若干。
　　
　　窦禹钧为人宽厚，仗义疏财，亲朋戚友中有人去世，因贫不能治丧的，他常常主动出钱，由他出钱办丧事的死者，多达27人；有女儿到出嫁年龄而办不起嫁妆的人家，他慷慨解囊，由他置办嫁妆出嫁的女孩，多达28人；亲友故旧中的贫困家庭，他主动借钱给他们做生意，发家致富，他接济的人家，不可胜数。他虽富有，但非常节俭，家里没什么金玉饰物，妻儿也是粗布衣服。他建的学院，四方寒士皆可来学，凡有志于学者，他提供资助，到他这里来学习过的寒士，成才显贵者很多。后来，到窦家看望他，表达谢意的学生络绎不绝。窦禹钧死后，有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甚至为他守孝三年。
　　
　　窦禹钧用他的言行，践行着一个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履行着一个父亲的责任，在孩子们的心里撒下善良正义的种子。儿子们不仅学业优异，而且个个在朝任要职，显赫一时。然而，不管儿子们官有多大，在父母堂前，那都是规规矩矩的。长子窦仪曾任工部尚书，次子窦俨任侍郎，三子窦侃任起居舍人，四子窦偁任参知政事，五子窦僖任左补阙。窦家闻名一方，文人来往，学者穿梭，谈笑有鸿儒。每每家里来客，窦老太爷堂屋一坐，那一尚书、二侍郎、三起居、四参政、五补阙，都恭恭敬敬，侍立在侧，家风严谨，观者肃然，好一派世家风范。
　　
　　为富不仁者，必生纨绔子；为官不义者，必有“高衙内”。很多书读得好的孩子，不完全是靠死记硬背，或者别的什么科学方法，更多的在于读书之外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感染。良好的家风，能造就良家子，尤其是在北宋那种崇文抑武的世风之下，文章渗透出来的淳朴之风，可能比通篇“子曰诗云”更受考官们的欢迎，一门进士，恐怕就是良好家风浸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