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画正处于衰弊陵夷之际，海外归来的徐悲鸿奋笔疾呼：“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融之。”然而，却遭到死抱故旧不放的“国粹派”围攻与讨伐。事实上，这“守之”、继之“、改之”、“增之”、 “融之”，不是整改中国画，是指借鉴与发展的规律，因为中国艺术发展史已经表明，民族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过程：一是保持优秀传统；二是吸收外来文明。

应该说，“国粹派”们以誓死捍卫，大有决斗式的态势，然终究未能改变融于西画的汹涌潮流。近百年中国人物画不仅带入，且有多种方式，如徐悲鸿引西方写实，追求“惟妙惟肖”；林风眠融合西方浓丽色彩，化诗意水墨之中；蒋兆和将素描明暗结合于真实塑造；周思聪把西方表现与变形因素揉合于传统笔墨；刘文西以准确的造型变点线于陕北年画等。尽管这些画家如何融合程度不同，形式各异，但对中国画的发展，有一种吐故纳新的作用，成为一代又一代学习的重要内容。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多种融合方式，后辈画家如何选择，理当因人而宜。我看盘俐敏的人物画学习可归于徐氏方法，即限定于瞬间情节、焦点透视和造型的准确生动。当然，一味依照徐氏惯有的视觉方式和表达模式，不仅背上临摹之嫌，也同时捆绑艺术空间。有些可喜的是，盘俐敏的人物画用笔方式不同于徐悲鸿服务于结构、形体的线，也不用林风眠迅疾、光滑、速写式的线，而是积点成线，强化复笔，注重墨色变化，时写时勾、时勾又皴，既质朴无华，又独立情韵。所创作的人物不肖于“照像”式的真实，而是将人物置于典型环境之中，并以动作和行为打破画面的沉寂，具有典型性、独特性与地域性，如窑洞、木栏、木桶等，这些显得“土”气，且很难入画之物，却巧合于人物之中。庭院里老农抽着旱烟，母亲为女儿梳妆，村姑肩背着藤条编织箩筐等，显得富有生机。如果说横梁上扎着大大的红绸结表示着新房的喜庆，不如说是对青春阳光的颂歌。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只是一种方法，而生活又是一个过程，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会使画家的心理、意识和审美思想发生变化，正是这种变化的倾向性，会逐步形成画家的艺术个性。

原文刊载于《美术报》2009年5月9日第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