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除了连绵不绝、哀鸿遍野的战乱，除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闹剧，最让我们不能忘情的，是曾经有那样一批捍卫新闻自由的新闻记者，他们以殊死的抗争，为那个黑暗的社会增加了一点亮色。

《京报》的创始人邵飘萍正是那民国亮点之一。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新闻摄影家。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等。

“新闻救国”

邵飘萍的终身报业生涯

辛亥革命时，浙江光复，邵飘萍已是杭州《汉民日报》的主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他15 年的终身报业生涯。同时，邵飘萍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立有“新闻救国”之志。

邵飘萍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辛辣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声言“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在此期间，邵飘萍曾“被捕三次，下狱九月。”还曾遭到过暗杀。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去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6 年，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邵飘萍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两年间，邵飘萍为《申报》写了200篇22 万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1918 年10 月5 日，邵飘萍辞去《申报》

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

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排除各种干扰，开创了20 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报纸应该监督政府，还应该教育民众、唤醒民众。

八十多年前，他就是在这些思想支配下，把《京报》真正办成了人民大众自己的喉舌。

1918 年10 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当时《京报》刚刚创立，工作非常繁忙，但他一直坚持去上每周2 小时的课。

“北大新闻研究会”培训的学生中不乏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还有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也有些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

1919 年“五四”前夜，是个准备直接行动的不眠之夜，在北大的“五三晚会”上，作为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国民》杂志顾问的邵飘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他的报纸更是热情地支持“五四”运动。8 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流亡日本。

1920 年回国，9 月《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附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1926年4月他被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

邵飘萍以一介书生，心怀壮志，以“新闻救国”为铭，成为中国著名的报人。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他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最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

萍踪掠影

邵飘萍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珠巢街（建国后改为珠朝街）

1916 年，邵飘萍被聘请为上海《申报》

驻京特派记者，随后他在此创办了“中央编译社”。

流年的风景：珠朝街是一条不算长的胡同，以普通的四合院为主，胡同里的5号院是中山会馆，一座很气派的广亮式大门。珠朝街曾集聚过许多名人，民国时期著名《京报》创刊人邵飘萍在此创立了“中央编译社”。聂耳在中山会馆里住过，他创作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唱出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的时代最强音。

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魏染胡同30、32号

北京西城骡马大街的魏染胡同，原有一座深宅大院，相传是明朝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的住所。民国初年经过改建，变成了《京报》报社。这座浅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大门两侧石柱呈欧式风格，楼门上方的中央，镌刻着三个俊秀的行楷大字“京报馆”，正是邵飘萍所书。

1918 年《京报》创刊 ，同时期，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鲁迅先生主编的《莽原》陪伴了《京报》的行程。邵飘萍的“听命百姓、铁肩辣手”至今仍然是新闻人追求的方向。

北大红楼，北大新闻研究会

《先生回来》艺术展正在沙滩红楼展出，展期至2015 年6 月7 日。

“五一”假期，与二三知己信步迈入北大旧址、沙滩红楼，不意遇上《先生回来》

春节艺术展。展览涵盖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十位民国先生的影像实物、民国杂志、教科书等资料，齐聚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是时间、空间和人间的契合。展览“走过”深圳、北京、南京、杭州、台北五地，今日又重回红楼初地。

与单纯的图文实物展不同，《先生回来》艺术展还特辟三处纪录片和老课本动画片展映空间，文图影像，物化精神，天南地北，春夏秋冬，回环往复，同兴波澜。多视角、多媒质、多城市凸现，上一站台北红馆的展览也引发轰动。先生们在烽火连天的战乱里守拙、在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伫立，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们的背影，是一个民族的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