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看不起老师了！

在老师作为“新臭老九”被整个社会看不起的年月，我倒是从未怀疑、歧视过老师，我一直把老师作为具有某种特别修养的特殊人群尊敬着。可是，今天的老师们越来越不争气了，在他们和社会上其他人一起攀比、一起闹腾得最欢的时候，我对他们的尊敬，正在一点点地从心中消失。

许多人对自己授业老师的尊敬大多出于理性因素，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启蒙老师更多的不是尊敬，应该是敬畏。老师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威严的形象，威严和恐怖在某种意义上没什么区别。每一个人在学生时期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受到过老师的批评、斥责甚至冷嘲热讽，只不过，大家成人后都能理性地认识到，这是教师职业的本职表现，大家也就在心理上理解了老师。不过，儿时心灵或心理上伤害的印记，是可能随时出来作怪的。

我刚过而立之年，这是一个女人最成熟的年龄段。所谓成熟，不仅仅指生理上的发育程度，更包括对诸如恐惧、威胁之类压力和折磨的承受力的增强。我现在成熟到可以承受单位、邻里间的鸡毛蒜皮——鸡毛蒜皮可不是随便哪个女性都可以随便承受的，男性恐怕也不是都能够坦然面对。

我能。二十岁时，别人有意无意的一句难听话，会让我反来复去咀嚼三天；现在，最不顺耳的话，也至多搅扰我一天半天。我常常为自己竟然能够如此成熟而庆幸。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二十岁，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那年，制作一个报表，单位里一名老职工嫌我做的慢，似乎不经意地问了我一句：你在大学四年都学了点啥？这句话，足足让我左思右想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从各个角度揣摩她的潜台词，想搞明白她到底是无意的顺口说说，还是讽刺我；是尖酸地针对我一个人这样说，还是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发牢骚。如果是后者，我不必和她计较；如果是前者，她就是在侮辱我。

当时，我就是这样胡思乱想，想的比这些还要复杂。以后，又遇到过类似的事情。我很苦恼，象生了病，整天浑身上下累得慌。我寻思着，啥时候我才能象那些大大咧咧的傻大姐一样，凡事只需一两句笑话就打发了呢？

我就这样地苦恼着，从二十岁到二十四岁：二十四岁我有了丈夫；从二十四岁到二十六岁：二十六岁我有了儿子。在结婚生子、成家立业的忙碌中，我晕晕乎乎就活到了三十五岁这个女人的大门槛。到了这时，烦心事自然不会减少，反倒越来越多，多到每天都会有一件两件甚至更多件让人想发火想发牢骚想吵闹的鸡毛蒜皮。我依旧很烦恼，依旧会觉得累，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想到“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玄乎的问题。不过，一回头，我就会会心地暗笑，比起二十岁那年为了老职工一句话就自我折磨整整一个星期的脆弱少女，如今，我这个孩子他妈，也快要变成当年令我羡慕不已的傻大姐了。

对，我现在也许真是一个在二十岁的毕业生丫头眼里大大咧咧的傻大姐，她们也许羡慕我成熟到了什么烦心事都不在乎的境界。有时我的确这样，不这样不行。有些事，比如评先进、涨工资、选组长，更别说提拔，你在乎也那样，不在乎也那样，干脆不在乎。

孩子他妈心理成熟了，不过，每当看着孩子似乎在学校里受了委屈，我常常想到老师，常常油然回忆起我小学时期的两个老师。一个是美术老师，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姓李；一个是没有教过我的邻班老师，她生着马一样的大长脸，脸色时常黄得象得了黄疸性肝炎，姓易。二十几年过去了，李老师已经作古，易老师也衰老得认不出我来了。然而，直到今天，只需他们严厉的眼神、长长的黄颜色的脸在我脑海里一闪，如今的孩子他妈仍会不由自主地抽搐一下，他们在我幼年心田里播下的恐怖种子早已长成了茁壮的植株，只是它们总躲在阴暗的角落。我理智上不再害怕它们，但我想，这一辈子，它们将永远牢牢地奴役着、威胁着我心灵中的脆弱。

我记得，和那个每周只给我们上两节美术课的李老师的冲突是这样的。我的同桌是一个小男孩，他是李老师的邻居。我把从家里带去的彩色粉笔给了他一截，他嫌短，非要和我对换。我不答应，我俩就在课堂上你推我拉。李老师正凑在黑板上认真地画着一把大菜刀，听到争吵，李老师放下粉笔，五十多岁的他气冲冲地冲到我们课桌前，还没问明白事情的原委，就把我的那截彩色粉笔夺过去，塞给了同桌小男孩。小男孩准备把他的那截给了我，李老师气呼呼地说：别给她！两截都归你！

我记得，放学回到家，我不好意思给妈妈讲自己的委屈，但小孩子脸上的表情瞒不过大人。妈妈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问我：在学校没跟小朋友吵嘴吧？我竭力控制着泪水，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不知道往哪里放才好，摸摸门框，摸摸院子里的老石榴树；突然，我“哇”地就嚎啕大哭了。我一边哭一边嗑嗑吧吧地给妈妈讲了事情的原委。妈妈安慰了我几句，默默地端着饭碗，坐在一个小木凳上，看上去很机械地扒拉着面条。

下午，下了第一节课，正在校园里和同学们玩，这时，我突然看到，妈妈抱着正在吃奶的弟弟，从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校长是一位又高又胖的女人，生得很有福气的样子。她叼着烟卷，挥舞着胖胖的大白嫩手，送走了我的妈妈。没有同学认得我妈妈，但我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我象作贼一样，浑身哆嗦着、僵硬着、冰冷着，悄悄躲在一棵大槐树后边，甚至不敢用眼角瞅一瞅一定走远了的妈妈。直到上课铃响，我才艰难地从树后挪到了教室，可我的眼睛一直没敢往校门口瞅一下，尽管这时妈妈肯定已经到家了。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似乎半昏迷状态中硬撑着上完了后两节课。什么课、老师讲的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幸好老师没有提问我。

由此引起的恐惧刚刚开始。那次以后，每次上美术课，五十多岁的小老头李老师总要来上一段开场白：有的家长觉得自己比学校的老师还有本事，寻到学校来了，告状到了校长那里了。你有本事，别让你的孩子来上学呀？我遇到两个告状的家长，一个是三班的，一个是咱们班的。

李老师没有提我的名字，也没说具体事由，班里的同学也并不知道李老师云里雾里说的到底是咋回事。但我知道！我分明看到李老师恶狠狠的目光盯我一下，接着，把目光转到教室门口；然后再盯我一下，又把目光转到教室门口。每次上美术课，他都是这样。我记得，我们班的美术课是在星期二上午第三节和星期六下午第二节。每到星期一下午和星期五下午，我就会准时地发低烧；每到星期二上午第二节下了课和星期六下午第一节下了课，我就会准时地浑身抽搐。

这是小学二年级的一件往事。到了三年级，李老师已经不担我们的课了，那种发烧和抽搐的症状，仍然忠实地伴我到小学毕业。整整一个小学阶段，在那么小的一个校院里，几乎每天我都能遭遇李老师，有时候是上课，有时候是无缘无故地就遇到他老人家了。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小学阶段，我都生活在发烧和抽搐中。直到上了初中，我才觉得小学和李老师已经离开我比较遥远了，那种症状才慢慢消失。但它们已经象种子一样播种在我幼小的心田里。小孩子的心田是一块荒地，种啥长啥。大学时候，我甚至把我的多愁善感归咎于可恶的小李老头李老师。

相对于李老师来说，另外那个生着马一样长脸的黄疸性肝炎患者一样的女易老师留给我的恐惧就要轻多了。她只不过是在我掐了学校花池里一朵鲜红的月季花后，揪着还是不到十岁的小女孩的衣领厉声训斥：走吧！学校不要你这号儿损坏公物的坏学生！看到一边厚脸皮男生的嬉笑，我没有哭，我忘记哭了，或者说不敢哭，我的发烧和抽搐症状竟然一起发作了。

她给我留下的对老师和学校的恐惧似乎不太持久，我只是记得，每当我走过她们班的教室，我就会加快脚步，生怕被谁捉住似的；我也记得，我从此对长着马一样长脸的女人有很深的厌恶和恐惧，我甚至从此不喜欢“易”这个在我们这里比较少见因此显得高雅的姓氏了；我还能记得，当时我觉得，我就要真的被易老师开除了。下午放了学，我收拾了书包和文具，准备回家。五年级的堂哥跑来喊我跟他一起放学回家，我告诉堂哥：我不上学了，我掐了学校一朵红月季花，易老师要开除我了。堂哥听了，“呸”了一口，骂骂咧咧地安慰我：别听她个黄脸老娘们吓唬！她才没权利开除你呢。只有你的班主任说开除你才是真的要开除你。

在我的印象里，堂哥是无所不懂无所不会的权威，他的话大大地宽慰了我，我真的相信，作为临班班主任的易老师是没有权利开除我的，我的班主任老师很喜欢我，只要她不说开除，我就不会被开除。直到今天，我还下意识地觉得，班主任的权利比校长大。

不知是不是一男一女两位小学教师的缘故，长大后，具体点说，读了大学后，我开始自省，发现了性格中的怯懦、孤僻、伤感的缺陷。有的生理和心理学家说，大多数女性在少女时期都有这样的性格特征。但我不喜欢这样似乎普遍的性格特征，我把它们看作毛病，因为它们带来了不舒服，带来了麻烦。我现在成了孩子他妈，成了毕业生丫头眼里大大咧咧的傻大姐，在一些白天和黑夜，我仍常常被无端的忧郁、烦躁裹胁着。这样会影响美容的。更要命的是，我深深担忧，忧郁和烦躁会传染给儿子。女人有这样的毛病也许无关紧要，男人感染了这样的疾患，就足以致命了。男人可以有太多的缺点，即便吃喝嫖赌，也要不了男人的命，但仅仅忧郁一种缺点，就会让一个男人一生一事无成。

我可不希望我的儿子一生一事无成，尽管我也不强求儿子成为人中豪杰，但他一定要是一个阳刚坚强的男子汉。因此，我看待儿子的性格成长比学习成绩重要得多。我时常鼓励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一旦有机会，就要主动要求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希望通过各种公共活动，尤其是儿子主动要求的行为，培养孩子的积极参与意识和勇敢性格，消除他天性中或许会遗传下来的多愁善感。

慢慢地，我吃惊和伤心地发现，儿子在外貌上很象他高大健壮的爸爸，性格的许多方面却很像我。我的儿子在全校一千多名学生中，考试成绩没有出过前三名，可老师说，尤其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我的女老乡告诉我，我儿子作什么事情总怯生生的，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一点也不主动积极，回答问题的声音还没女生响亮；班里和学校举办活动，他从来不主动要求参加。那位女老乡班主任也宽慰我：孩子不可能所有方面都优秀呀。学习成绩还是最主要的。

天呐！竟然是这样，怕啥啥来！在这个杀声震天的社会上，单有高分而没有强悍的心理素质，是很难有什么作为的。我想起了“高分低能”。说实话，我很讨厌这个说法，我甚至恼恨它。作为大学生出身的我，一直把这个不伦不类的词汇当作老粗儿们恶意贬低知识分子的偏见和世人的恶俗，“高分低能”似乎成了老粗们和大多数不以知识谋生的人们贬低知识分子的借口。在他们的眼里和嘴里，知识分子个个“高分低能”。知识分子和老粗们在一起，知识分子往往会因为自己有知识而自卑，老粗们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因为自己无知而自傲。在知识分子面前，老粗们表现出所谓“外边的世界”是他们老粗的天下。在那里，知识分子个个象呆头呆脑的笨鸟，老粗儿们是主宰。我经常看到，那些在单位里混得人五人六的老粗儿们，在公众场合指手画脚，高声大嗓门地张扬和狂妄，好象世界果真就是他们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也会首先想到儿子，想到应该怎样培养儿子：我不希望儿子将来作那种混得人模狗样的老粗小官僚，尽管我和他爸爸单位里的上司几乎全是这样的干部。他们可以在我们面前颐指气使，但我心里看不起他们。

然而，我固然不希望儿子成为狂妄的老粗干部，我更不希望儿子将来被人看成高分低能、在众人面前嗫嚅怯懦的书呆子。

时下流行给孩子补钙。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买过哪怕一支白瓶蓝瓶紫瓶的营养液。我觉得，在孩子的性格里而不是身体里补补钙是很有必要的，尤其对于我那个天资聪颖、生性胆小的儿子来说，更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对儿子说：这世界上没什么大不了的。正在家里睡觉，突然掉下来一块大陨石的确很难招架，但也没什么可怕的。除此之外，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好怕的。只要你勇敢主动，什么事情都会乖乖听你的，什么东西都不能把你怎么着。

一天，儿子放学回家，一幅无地自容的羞怯模样。我拐弯抹角追问半天，儿子告诉我：学校要组织书法比赛，书法老师在他们班里点了几个参赛同学的名字。儿子说：这时，我想起了妈妈的鼓励。我试了几试，终于鼓足勇气，走到老师跟前，响亮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老师说：老师，让我去吧！没想到，书法老师竟然当众拒绝了儿子。那个狗屁书法老师说：你没有参加书法培训班，写的字不规范。你不行！

儿子对我说：妈妈，我当时都想哭了，我的头嗡嗡地，我觉得全班同学的眼睛都在热辣辣地盯着我看。我老是想撒尿。

我默默地吃完了一碗炸酱面，极力装得很镇定，很不在乎。我不想让儿子看着我象当年我看着他姥姥那样。

下午，我专门请了假，而且一请就是三天。我准备打持久战，这样的事情往往必须打持久战。

我跑到儿子的学校找校长。小时候，儿子他姥姥那次到学校寻事告状，吓得我在大槐树下藏了十分钟的课间时间，连上厕所都忘记了。后来，见到那些到学校寻事的家长，我仍能感觉到内心深处的别扭。可是，今天，我也要到学校寻事了。我不但要寻事，我还寻个大事。

我找到校长，校长耐心听完了我的告状，说：有个别老师尤其是副科老师的确素质不高。他们在外边私自开设了培训班。相关的艺术比赛、英语比赛，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培训班里挑选手。说句公道话，他们开小灶训练出来的学生，的确比一般的学生画画儿画得象，写字写得好看；代表学校参赛，学校也觉得脸上光彩。当然，私自办班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咱们说句私下里的话，让孩子参加个培训班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个狗屁校长、狗屁小学校长竟然觉得我儿子不能给他们学校争光？我知道，和这些自我感觉良好并且因此自信得猖狂的小学教书匠们没什么可说的了。

从学校出来，我一分钟也没停，打车到了市教育局。是不是太不给孩子的老师和校长情面了？况且儿子的班主任还是我的老乡？况且我儿子还是全校一千多名学生里的前三名？况且人家校长专门说明了，咱们是“私下里”这样透漏内情的。我犹豫了一会儿。我不但觉得这样有点不给校长面子，我还担心孩子以后会受屈。仅仅几分钟后，我下定了决心：对这样不称职的老师和校长，没什么情面可讲的。他们的情面和我儿子幼小的自尊心相比，一分钱也不值！我不是上访告状，不是不给老乡和校长面子，我是要通过这个事情教育教育老师和校长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

我告到市教育局。原来想着，专司教育这个特殊行业的机关，应该比我们那样的机关规范些。我在我们那个机关里正常地按照惯例刁难人已经麻木，感觉不到是在刁难谁了，直到我在市教育局的大楼上转得腰酸腿疼、头晕眼花，我才明白，育人的管理机关和管人的管理机关没什么两样，有些方面甚至比我们更别扭。从小教科到督导室，从督导室到局长办，我用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最后，一名办公室副主任接待了我。他打完足足有半小时的聊天电话，约好晚上在一个叫什么香香辣辣的酒店和朋友见面。放下电话，他笑眯眯地问我有什么事儿，笑眯眯地听完了我的陈述，又笑眯眯地对我说：伤害你儿子自尊心这样的投诉理由是不是太抽象了？轻伤重伤？好象看不见嘛！你们家长也该替孩子的老师想想，你们两口子两个人照顾一个孩子还净吵着累，一个老师管几十号吱哇乱叫的小学生，照顾不周，是难免的事情。没伤着你儿子的皮肉，你让我怎样追究？你说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自尊心在哪里？长什么样？是方的还是圆的？肉眼看不见呀！肉眼看不见就没法定性，就没法处理。

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评价老师和教育行政人员了！请自重？我没话可说，或者有话说不出来。以前，从事行政金融行业的同学看不起做老师的同学，我为教师同学鸣不平；今天，大家都觉得老师尤其是学校管理人员不可小觑的时候，我仍尊敬老师。但仅仅今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开始觉得老师和大伙没什么两样了。如果教师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普通人，做的是普通事情，那么，这样的教师不够格。其它行业流行下岗，教育系统也应该让这样的老师下岗滚蛋，否则，他们的危害比其它行业更大。其它行业不够格的工人们至多生产出次品残品或废品，不够格的老师耽误的却是一代人，是一个人的一生，是父母眼中要成龙成凤的宝贝，是父母们生命的全部。

第二天，征得孩子他爸的同意，我登上了开往省城的火车。对，我就是要把状告到省里，告到省教育厅。我一定要弄明白，老师们能不能、该不该肉眼看得见孩子抽象的自尊心？孩子那颗肉眼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能不能作为家长告状的理由？我一定要教育教育那些老师们和校长们还有育人行业的管理者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我觉得，市里那些半老粗校长主任们肉眼看不见孩子抽象的自尊心，省里的高级教育行政管理者、有学位的权威教育家应该能够肉眼看得见我儿子抽象的自尊心。否则，国家花那么多钱养活这些人干什么？应该说，我们纳税人花那么多钱养活这些人是让他们干什么吃的？花那么多钱，我们可不想让他们也象老粗瞪眼瞎！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一位姓刘的副处长接待了我。省里的干部雷厉风行，这样的作风让四十来岁的男处长显得很精干，很有派头，甚至很帅。我坐在柔软的沙发上，等着他对漂亮的女打字员交代一篇文章的具体打印事项。听着他轻柔却清晰的声音，我想起了“工作着是美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有点自虐意味的时髦句子。

大约十分钟，刘副处长忙完了工作。他笑呵呵地象对待一个熟悉的老朋友一样给我倒水，问候我吃饭没有。那一瞬间，我几乎就要怀疑，这样为了孩子看不见摸不着的自尊心兴师动众地上访，告孩子的老师，告孩子的校长，告市教育局的领导们，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是不是有意义。我甚至想夺门而逃了。

没想到，刘副处长听完我的诉词，严肃地对我说：你这样做很有意义。省厅会重视这件事情的，并会尽快地进行调查；如果情况属实，一定会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给家长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事情，让全省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学的、中学的、小学的老师们和校长们懂得，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要让大家明白，学生的自尊心不是肉眼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的东西，而是老师的肉眼应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老师的肉眼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谢谢您，及时地给我们提了个醒。

刘副处长说完，当场抓起电话，给我们那个城市的市教育局局长打电话。刘副处长的办公室很安静，我在沙发上坐着，可以清晰地听见，电话那头一个显然不是局长大人的年轻小女子接了电话。那小女子回答：局长不在办公室，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吧。刘副处长低沉却严厉地对年轻女子说：你解决不了的！我是省厅！

刘副处长摁下电话，拨了一个手机号码。他先是和对方例行公事般地开了简短的几句玩笑，很快就“言归正传”，把我反映的问题反馈给对方。然后又在例行公事般的很简短的玩笑中结束了通话。

放下电话，刘副处长神色严肃地再次强调，他已经限令市教育局一周内解决我反映的问题。家长同志，你这就赶快回去找那个石局长吧！刘副处长最后这样催促我。

三天后，儿子学校的校长和班主任专程到我家里登门道歉，并向我通报市教育局对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那个书法老师由于私自开设收费辅导班，已经被调离到郊区学校，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我告诉校长和班主任，我需要的不是这样的结果，我只是想让那个书法老师和校长还有所有的老师和校长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我要让大家弄懂的是，孩子的自尊心到底是不是抽象的，是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作为一名教师，是否应该具备能够用肉眼看见孩子自尊心的本领。处理那个书法老师不是我的本意，更和我没有一毛钱的因果关系。对于这个处理结果，我不满意，十分地不满意。因为似乎每一个有关人员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我还要继续上访的，我要上访到国家教育部，我要到北京找那些权威的教育学家进行探讨。

孩子他爸爸和校长还有儿子的班主任都有点生气地说：人家那个书法老师都那样惨了，你还要怎么样？

唉！得饶人处且饶人吧。不饶人又能怎样呢？上访到北京没什么了不起的，一百多块钱的路费，在卧铺车上眯一觉就到了。可到了北京，又能怎样呢？国家教育部的领导们和教育专家们能肉眼看见孩子抽象的自尊心是方还是圆呀？正象孩子他爸爸气呼呼说的：你还想把人家市教育局局长给上访下来呀？！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我们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问题，就是在这样人情世故束缚下得饶人处且饶人的过程中一点点地积累成不可救药的痼疾的。有人说，西方人尤其德国人喜欢较真儿，也就是中国人所嘲笑的“一根筋”“认死理儿”。然而，正是靠着“一根筋”“认死理”，人家才那么强大、进步；正是自作聪明的对“一根筋”“认死理”的嘲笑和排斥，我们中国人才活成这样。

我觉得，应该让我这样的女人做市教育局长、省教育厅长和教育部长。否则，孩子抽象的自尊心到底是不是肉眼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很难搞明白。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说我适合干教育。我本来倒是很想到学校的，可家里的人非要把我塞进行政机关。

事到如今，我心里仍不舒服。儿子本来就脆弱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恐怕不是那个书法老师被贬到郊区所受到的损失能比的。从儿子咿呀学语，我就开始着意树立起来的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竟然被那个不称职的书法老师用一两句话就给粉碎了。儿子学校别出心裁，推行家长轮流听课。让那些愿意听、听得懂的家长听听课，是有益处的。我听过那个书法教师一节课。我承认，他写一手在大多数人看来像模像样的字体，但我不觉得他有什么艺术才气，他比不上我儿子的书法艺术天分。他只是可以把横竖撇捺写得规规矩矩，把每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安排得是地方，其它的，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灵气，他写的那些字，他辅导班的学生写的那些字，整个透出一股匠气、俗气，象是在砌墙一样地把汉字的肢体没有感情地堆砌在一起。

我儿子没受过什么专门的培训，我也根本就不让他参加任何艺术培训班。艺术是老天爷造就的，不是教书匠培训出来的。我儿子没受过任何培训，但他随手涂鸦，就有活脱脱的生气从纸上跃然而出。有时候在睡梦里，儿子还在被子上比画。上幼儿园时，有一次，儿子从梦里醒来，对我讲：妈妈，我梦见人字象个小人儿一样地在我面前跳舞。听听，我儿子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家，他在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许多成名书法家到死都没有发现的书法艺术真谛。象我儿子这样的天才书法家，是不多见的。我不担心现在他的字体不好看，稚嫩的歪鼻子扭嘴没什么可怕的，怕就怕孩子们刚刚下手写字就被俗气匠气灌死了。那个书法老师其实是在误人子弟，个别好苗子说不定就这样被他毁掉了。

话又说回来，毁掉一个艺术天才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想让每一个老师、校长还有教育管理者们明白的道理是，孩子的自尊心到底该不该、能不能被老师的肉眼看得见？这个道理弄不明白，所有的教育手段都是白搭！

后记：该文在博客发表后，收到两条评论。

网易博友：你是温室，所以孩子是弱苗。

闲闲的云：不可否认，是有些不够称职的老师，但是在整个教育战线上，更多的是兢兢业业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辛苦是局外人体会不到的。孩子的自尊心需要呵护，可是孩子也要有耐受挫折的能力，这位家长的做法，在不同程度上，只会使孩子更脆弱。     

看来，要让老师、校长、教育管理人员和家长们、社会各界做到用肉眼看见孩子的自尊心，让国人做到在事关原则的问题上“一根筋”“认死理”，任重道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