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看病贵，看病难一直是困扰中国、难为百姓的民生问题。百姓进入医院看病无非就图个将病看好，钱能少花点就少花点；国家调控医院则希望综合卫生资源，搞好合理分配，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如今，卫生资源高度集中，分配不合理，致使“号贩子”问题日益尖锐。部分医院，百姓挂不到号，怨声载道；医生超负荷工作，有苦难言；而”号贩子”则在暗地里数着“票子”，那是合不拢嘴。其实，医疗市场符合所有市场规律，买卖双方是医方和患者，“号贩子”只不过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分配制度不合理，使得医疗市场供求失衡而滋生的一种副产品。打击“号贩子”，就得从医疗市场的制度出发，使供求关系达到平衡，副产品没了市场，“号贩子”自然就消失了。

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过度集中促使了”号贩子”的发展。回观”号贩子”他们大多社会闲散人员，有足够时间投机钻营；其次他们都有些黑社会背景，敢于插队，勇于夹塞儿，还能让老百姓闭嘴；再次他们与医院内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能通过内外勾结弄到别人弄不到的专家号，将专家号炒到天价，而当有关部门责令医院调查时，他们又能第一时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待风声过后他们又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打击了二十年的“号贩子”都不能取得成效的原因——对象找错了，治标不治本也成了必然。

用提高挂号费的办法，解决挂号难的问题不能本末倒置，想一出是一出。挂号难主要难在大病重病上，除了名医有限外，主要还是“号贩子“捣鬼是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在打击号贩子和规范医院管理上动脑筋，不应该盲目的提高挂号费等做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良方”。提高挂号费、床位费，从患者角度看，无疑是加大了患者的经济负担。以北京床位费为例，28元/天是现住院床位费，专家建议提升至147元/天，但如果遇到大病住一个月，光是床位费就是4410元，加上专家号、检查费、药费、材料费等等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如此算下来，少说也是三万五万的，对于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此情形如同要了咋老百姓的命。从“号贩子”角度看，会使“号贩子”更加的猖獗。如果“号贩子”要生存，在打击力度不变的情况下，势必也会提高转手价格，其实“号贩子”在整个就医过程消耗的只是时间而已，不会因为提高了挂号费，有所损失，反而还会大赚一笔，以前一个专家号可能四五百，现在可能就八九百，水涨船高嘛，百姓不会因为贵了就不买了，因为这个“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供小于求，最后买单的还是咋老百姓。百姓进京看病，定是走投无路访名医而来，“好票”都被“号贩子”囤了起来，不从“号贩子”中买票就难以挂到理想医生的号。由此可见。提高挂号费，无非是在”贫瘠”的老百姓身上又加了一座大山，完全是治标不治本。只有加强医疗高端技术人员的跨地区强制流动，注重医疗人员的帮带培养，缩小不同地区、不同医院的医疗人员技术差距，合理平均的分配医疗资源才是解决号贩子的根本，医院健康发展的根本。

2016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就关于如何根治“号贩子”表示:全国市属医院实行分级医疗、非急诊全面预约制是个不错的方法。要实行分级医疗，各个医疗结构的医疗水平相差不大是关键；要使各个医疗机构水平相当，合理分配医疗资源是关键。医改口号喊了很多年，改革的结果确让人不太满意。当前，医改急于“大刀阔斧”和“创新开路”,而把最根本的问题避而不谈，进而出现在两会上提出“提高挂号费”遏制“号贩子”的片面之词。把心思沉下来，把眼光放低点，从根本上分析，从制度上改进，整合优化卫生资源，动真格严格监管，真正解决老百姓的难事儿，恐怕这些才是相关主管部委，需要做的改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