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的事儿，最后弄成天怒人怨，最直接的原因，是马航乃至马政府的撒谎。而且不是一个谎，是形成了一个撒谎的链条——谎言接着谎言，谎言遮盖谎言，直到现在。

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在真相面前，它终归还是相形见拙。即便是信息高度专业化的空难，貌似为撒谎提供了更安全的空间，但因为人们基本逻辑和智识的存在，谎言依然没有逃脱被戳穿的命运。这，大概也算是天道吧。

不过，要追究的是，为什么既为天道，却仍然有那么多人去违逆，为什么明知道谎言终究会被戳穿，却仍然有那么多人热衷撒谎。以至撒谎变成了一种习惯，像雾霾一样，弥漫于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甚至，还编出了“美丽的谎言”这样的字眼儿，为撒谎找辙，让谎撒得可以理直气壮。

原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撒谎的成本问题——撒谎的最低效益，也是撒了白撒，不撒白不撒。安全无风险，是人们选择它的基础理由。基础之外，多数情况下，它还可以获得附加值，即所谓撒谎的好处。现在看，这种源于动物生存技巧的欺骗手段，当初的确可以为人类提供直接的好处，甚至是生命安全。而当它以基因的遗传方式延伸到人类生活之后，它的好处也就变成各种利益的代称。这是我能为撒谎找到的最好的辙，比“美丽的谎言”说服力强多了。

这些撒谎的好处，固然是每一个撒谎者都可以为自己找到的撒谎的具体理由，但普遍视之，却又可以看成是我们的社会为所有的撒谎者和所谓好处之间提供了因果关系。我们都是有罪的。

但好在，我们私下还保有共识，即无论怎么为撒谎找辙，也不能从道德层面上给它立足的面子。撒谎，依然是被谴责的坏东西，特别是它出自政府或者机构之嘴时。

所以，当杭州“闪电限购”事发后，不仅是杭州人，而是所有已限购和未限购地区的人们，一起发起了声讨。而且，撒谎者本来一惯的低成本定律，居然在这次事件中被颠覆了一把。政府部门对市民“谣言”的指斥、部门间的互相推委，4S店的提前泄露，以及“学习天津”的托词，一股脑儿被合并成杭州市府侵犯市民权益的卑劣行为，而受到了空前的谴责。尽管还很难为这一撒谎行为找到具体的利益好处，但事件也证明了，当撒谎行为明显伤害到了市民的直接利益时，其所激起的反弹有多么强烈。活该。

不过，杭州市的撒谎，也正因为其明显的伤害性，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如果伤害不明显呢？会不会还有反弹？而如果没有，那么对于撒谎者而言，是不是就意味着重新回到了低成本的老路？

保定话题，先是某财经媒体披露，具有爆炸性。但马上，保定方面毫不奇怪地出来“辟谣”了。可还没“辟”热乎呢，新华社的新闻，又通过河北省的口径，将保定的“辟谣”辟了谣。

对于撒谎而言，这又是一个典型案例。首先，对真相的否定，就是撒谎。媒体所曝，并非空穴来风，你挑剔其中的文字，可以，但若专门咬文嚼字，而故意忽略更大的事实，这也是撒谎；其次，是该表扬的。既然媒体已经披露，真相面临追问，那么是继续隐瞒，还是索性公开。河北省适时的文件公布，甚至不惜让保定方面很丢面子，是对撒谎所造成的损失的有效弥补。这个损失，依旧是政府形象。我想，这个权衡的过程，大约是句台词吧——告诉大家真相，又能怎么着呢。

事实是，一点儿也没怎么着。不过，也应看到，保定方面的撒谎，虽然怎么看都没有理由，但它仍然习惯性地撒谎了。而公众方面，因为与这条信息的直接关联度低，所以，大家也就习惯地放了它一马，远没有杭州市民的激烈反弹。必须说，这种双方互相习惯性地关系，才是形成撒谎普遍存在的原因。

由此想到了新闻发布，和越来越多的新闻发言人。我发现，每当这些场合下，我们的许多新闻发言人，好象都奉外交辞令为圭臬，把答非所问、顾左右而言它变成了高大上的语言技巧而志得意满。其实这都哪跟哪啊，其实这些都是撒谎的一种。我最可惜的是，本来汉语是一门充满生气富有魅力的语言，但在各位撒谎同仁的共襄下，它居然变得越来越枯竭无味了。这得是多大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