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一向没有人说起我们其余人有怎样的想法，我母亲只专注于她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当时是女权主义时代，她热衷投身于对自身生存意义和身份的寻找中。结果，我受到的教育可谓支离破碎。我从来都没有用来写作业的书桌，也没有绘图桌，更不用说画架和绘画用品了。反之，对于我展现出天赋和兴趣的领域，我的母亲要么是不当回事儿，要么就是嘲笑一番。我的母亲并不了解她的三个较小的女儿。到了周六，我们打扫房子，修剪草坪，而她就给我们做饭，监督我们，可在这之后，她就又回到了她自己的世界里。她经常让我们四个人比赛，比较我们的天赋和智商分数。事实上，我的母亲只注重对我大姐一个人的教育，给她做特殊的食物，供她学小提琴多年，还会和她长时间地聊文学。她在我们搬去加州时开始痛恨我的父亲，并且选择我的姐姐凯西成为她的思想伙伴。我们其余人都得自己照顾自己。考虑到她的精神状况，这种善意的忽视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正如交叉水流一样，就在我母亲的第一个女儿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她的精神病开始显现出来，而且没有康复的可能。在那之后，我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成年了，在此期间，她变本加厉地辱骂我们。我的母亲经历了可怕又破碎的童年，看着我们的性别特征越来越明显，即将变成女人，我觉得这触发了她心里的巨大恐慌和失落感。她曾保护我们不去长大，一直到她再也无力阻止。然后，她的痛苦从我们搬到科罗拉多州开始，穿透了我们家中的缝隙，开始将一切都覆盖上一层层黑黑的、无可言喻的愤怒和悲伤。

我的母亲合格了。在我看来，新开展的女权运动对她来说可谓意味深长，为她提供了一条逃生路线，让她可以放弃她的家庭。我的母亲用她的整个家庭换取了“女权主义女性”这个富于雄心壮志的身份。高高在上的她执迷不悟，还去上了大学，双修心理学和文学，最后取得了学位。她会在卧室里一待几个钟头写论文，她有一张白色大书桌，是她自己刷的漆，看起来古色古香。她在车上贴了一张车尾贴，上面写着“又一个为和平而努力的学生”，而被这张车尾贴覆盖掉的那张车尾贴上写的则是“又一个为和平而努力的母亲”。她瞧不起自己母亲的身份，却从未在离开学校后去找份工作。在我看来，她的精神病和貌似的不良品德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少女时期的我只觉得她是个虚伪的人。

我母亲身上有很多令人深感困惑的特点，和她在一起，我感觉特别糟糕。她憎恶我的创造力，我那日益明显的性别特征，我的朋友们以及我那崭露头角的人生观。她在谈论青春期的时候极尽嘲弄之能事，仿佛我应该为正值青春期而尴尬和羞愧。就连青春期里一些美好的事情都会引来她变本加厉的嘲讽和憎恨。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她烹饪美食的过程中，每一天，她都会计划做哪些食物，然后烹制出来，为的是给我们一个她所认为的最好的生活。

我的童年过得舒适、安全、奇妙，家庭氛围浓重，可到了十几岁时，我的生活就像一个战区。二十岁出头时我遇到了很多事，而我从六年级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辛蒂一语道破了问题所在，因为她很了解我的家庭，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情她都见过。“我很抱歉这么说，可你的母亲很怨恨你。”我并不会因为缺失母爱而感伤，对于我自己的母亲曾经多么可怕，我显然比她了解得多。然而辛蒂那么真诚地说出了这番话，则确认了我所了解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很喜欢她，因为她有勇气坦率地说出那些话，她很细心、很善良。当时我不知道而她知道的，是一个母亲可以有多好。

很多人都知道我家的情况。我和史蒂夫在一起时，每每我与母亲对视，都能看到她的眼里充满了浓浓的恨意。那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她觉得我既坚强又才华横溢，既脆弱又感情充沛，还很真诚。霍姆斯特德高中的一些老师知道我在家里过得不好，但当时人们并不真正了解精神疾病。我想他们觉得这不过是母亲和女儿闹矛盾而已。我的父亲搬走了，我的大姐离家去上大学了，这之后，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就在越来越可怕的噩梦中度日。家里没有了他们两个人，母亲的残暴行为无从减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我母亲和史蒂夫第一次见面的场面可谓令人揪心不已。一开始，她和我们一起坐在地板上，表现得就像个少女，卖弄风情，和他一较高下，看看谁的文学素养更高。但那之后情势急转直下。史蒂夫紧皱眉头，在渐落下风时谨慎措辞。他只待了一会儿就怒气冲冲地走了，留下不知所措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他了。

我并不怪我的母亲。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她那脆弱的不成熟，对个人身份不确定的感觉，再加上她对生活的热爱，都让我内心深受触动。在避孕工具出现之前，许多女人尚未做好准备就生了孩子。她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事实，她的心思细腻，这些方面都是我很尊重的。我感觉她就像一个奥运会赛跑选手，在她因为残忍的行为而疲惫不堪以至最终崩溃之前，她把她的所有成果组成的耀眼火炬都交给了我们。然而，在那个时候，她在我们的家中拥有绝对权威，既无情又自我憎恨，我们也受到了无辜波及。除了逃离，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我二十五岁左右时，我的母亲被诊断出患有很多种精神疾病，包括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临床抑郁症、伴随精神失常的躁郁症。我想没有人了解她病得有多重，而且我觉得这些病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只是给这些病起了名字，貌似更容易博得怜悯而已。过了很多年，我才真正弄明白这些词应该对应哪些我们遭受过的可怕行为。

母亲的病情确诊之后，我很担心自己会步她的后尘，这让我对所有有关健康和传统医疗保健的东西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制定了一个计划，里面写明了若是我发现自己有精神疾病发作的迹象，该如何应对。第一，我要为我自己的健康负责。这成了我生活中的重中之重。第二，不吃肉。第三、第四和第五，要用药治疗，练习瑜伽，要为了我的理想而努力。我还想到了第六点，即开发我自己的创造性对我的健康来说至关重要。我看到母亲只是看书、评论，却从未创造过食物以外的任何东西，而且，即便加工食物，她也是照着食谱做饭。我很明白，如果人们不通过创造性来发展自身，最终就会把这份能量重新引导到有害的方向。

这些就是我的原则，我自封的出发命令，在我年轻时，我把这些当成了一辈子的计划。在极其相信自我内在资源的基础上，这样的做法给了我充满好奇和桀骜不驯的安全感。凭借这个，我武装好了自己，准备迎接命运——不管我的命运是什么。

我记得，在我离开母亲的家到父亲的家里住之前，有个念头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人们善待彼此，世界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只关注需要的事情，发自内心地了解常识，承诺友好地对待共同财富，世界会怎么样呢？这种感觉源于我心中聚集在一点的昏暗光芒，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而且，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种感觉，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秉承着“大爱”的观点，却不知道这个重要的问题一直在我心里发挥着作用。我不知道如何用我的手臂来拥抱没有爱的母亲，所以我只好避开她。可后来我又遇到了一次机会，那时我面对的是与母亲不近人情不相上下的人——史蒂夫，为了女儿的幸福，我不得不小心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