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克里斯安（Chrisann）源于菊花（chrysanthemum）这种花的名字。在很多文化中，菊花都象征着变化，不过方式各有不同。在欧洲文化里，菊花被视为离开人世的出口，所有葬礼上都要献菊花。在古老的印度教体系当中，头顶上的第八脉轮就是一朵有很多花瓣的菊花。这也是一个出口，是肉身和自我更高境界之间的通道。日本和中国文化均非常重视超越自我，而在这些文化里，菊花意味着长寿和快乐，因为它象征着精神、灵魂与肉体合而为一，得享俗世生活中的真正幸福。我的名字是我母亲起的，祝福我在困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这个名字犹如一个绚丽的圆花窗，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

一九五四年，我出生于俄亥俄州代顿市，是布伦南家族新一代中的第一个孩子。我和三个姐妹一同成长：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凯西和两个妹妹杰梅、琳达。我们是俄亥俄州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满载着新的开始带来的希望。我们的家是一所大房子，房子在路尽头，旁边就是一大片林区。曾祖父母、祖父母和叔叔婶婶都生活在我们周围。从我们的前门廊可以看到一片玉米地，玉米地中间是一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校舍，至今校舍的钟依旧完好无损地挂在那里。每逢冬天，我们会去被水淹没的林子里溜冰；到了夏日，我们就在树上搭堡垒，假装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周日，我们围坐在一起，一大家人一起吃大餐；到了假日，我们就去教堂；复活节代表着可以穿新衣，戴配套的帽子；圣诞节则是一场美食和礼物的狂欢。

在我七岁时，我的父亲得到升迁，我们搬离了俄亥俄州，一大家子搬去了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那之后我父亲又调动了两次，一次去了内布拉斯加州，最后则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我十二岁时，我们搬去了加州的森尼维耳市。不到一年，我的父母分居，之后不久就离婚了。

我的父亲詹姆斯·理查德·布伦南年轻时是个既英俊又有天赋的运动员，高中时是优秀的跳水队员和橄榄球明星，在海军服役时是个出色的拳击运动员，69岁之前他都一直坚持滑雪。他十八岁参军，从未上过大学。不过凭借和蔼可亲的性格和在海军部队接受的训练，他成为一个成功的白领，为我们提供了优异的生活条件。

我父亲年轻时长得很像马龙·白兰度，一双眼睛充满神秘色彩，下巴坚毅，面如冠玉。后来年纪大了，他长了白头发和笑纹，越发显得慈眉善目，他在海军的一场拳击比赛中被打断、再也没有复原的鼻子看起来也没有那么明显了。我父亲从小到大都住在一个乌烟瘴气的社区里，那年月日子并不好过，他那魁梧的体格下隐藏着压抑的恐慌。他为人友善，却极具自卫意识，他非常重视礼仪和体恤他人这点，或许就是因为这个，他才会小心谨慎地维持真实的想法和感觉。尽管我的父亲在夫妻情感上很疏离，可对于生活，他有着独特的领悟，他爱他的女儿和外孙们，这份爱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加。

我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人。他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而且一向按规矩办事。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很多家庭一样，他把对家庭的情感责任留给了我们的母亲去处理，而他则在外面打拼事业。结果，他的美丽妻子患上了精神病，六十年代的革命给他的四个女儿留下了严重影响，而他则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这样的打击。我父亲后来回忆，他和史蒂夫见面时，史蒂夫表现得如同一个傲慢、自私且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子。他告诉我父亲，他计划长大以后要当个流浪汉。于是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人碰撞到了一起。我父亲最不需要或最不想要的就是他的女儿为了这样一个不成熟的家伙而神魂颠倒。

我母亲维吉尼亚·拉芙兰·里基是一个特别聪明和有吸引力的女人。从她二十岁出头时拍摄的家庭录像带里可以看出，她个子娇小，长得很漂亮，温婉动人，颇具女人味。她有一张孩子般的小嘴，很像伊丽莎白·泰勒，鼻子平平常常，一双深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不知所措的眼神。很多年后，我快三十岁时，看到我收集的第一张原版乔治亚·欧姬芙的画，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母亲的双手。

我的母亲并非一个特别可爱的女人。她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大多数人都不如她。在三十年代，我母亲算是个挂钥匙儿童，因为我的外祖母必须做一份全职工作，在退伍军人协会做厨子，好在大萧条时期养活她的女儿和她当时的丈夫。大萧条结束后，她的丈夫再也没有出现，很多年里，我的母亲只能一个人度过漫长的下午，而她也适应了这样的生活。她看了很多书，喝小瓶可口可乐，后来她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可乐很好喝”！

我的母亲在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恐惧中。她的父亲在她非常小的时候曾猥亵过她，因为这个，我的外祖母把他赶出了家门，这种行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违背伦理的。我母亲九岁那年，她父亲自杀了。我的外祖母再婚了四次，其中一任丈夫也猥亵过我的母亲，那时她十四岁。这些经历给她造成的伤害伴随了她的一生。

四十年代，我的母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她模仿当时电影里很流行的坚韧不拔的美女形象，摆出与她的脆弱截然相反的强硬态度，戴着老花镜，低头凝视，深深吸一口烟，然后告诉我们：“真诚和一角硬币能给你换来一杯咖啡，孩子。”这就是她那幽默的根源所在。

我的母亲一向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她很认真地对待家庭主妇这份工作，她是个传统的中西部主妇。从她对我们的教育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每天在外面玩、看电视都有时间限制，晚上要早早上床睡觉，而且要去上等学校念书。我的母亲厨艺了得，她会做世界各地的菜。她的创造性大都体现在她给我们做的饭里。（她的拿手好菜是一道海鲜杂烩虾，我至今都未找到有哪家餐馆能做到她的一半水准。）我还记得，在俄亥俄州、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傍晚，我母亲坐在晚餐桌边，跷着二郎腿，一边看书，一边抽烟，晚饭就在炉火上慢炖着。边看书边做饭，边做饭边看书。当时我们吃晚饭时并不经常聊文学，可我们的饭菜中依旧充斥着福克纳、D.H.劳伦斯、麦尔维尔、斯特格纳和卡波特这些作者。

我母亲一生读了很多书。她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强，而且我相信，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来自思考和讨论广阔的思想。她会产生一些大胆和转变潮流的思想，而且会有这样的言论：“这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应对他们内心中的纳粹德国。”很多年里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试图了解在我自己的生活中，这句话包含了怎样的含义。

她有她自己的聪明，我认为她或许还有轻微的自闭症。有这么多孩子这件事让她很气恼，貌似平日里她的主要目标就是远离我们。我们让她厌烦了。后来，我母亲的精神病越来越严重，她胖了很多，自卫意识很强，总是焦躁不安。她笑起来的样子好似她无所不知，藐视一切，她批评所有的人与事，显得冷酷无情，心胸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