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特性的发展

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美国以独特的国家特性处理世界政治，这种国家特性反映了国家间体系、美国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历史分析表明，持久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对国家认同、敌友界定的影响如何进一步改变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不同意义的历史传播模式”，政治文化往往体现在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中。这些观念有自己的

作用，无法还原为物质利益与制度架构。

美国政治文化深深地根植于其建国的时间与地域，总是塑造着其对外事务观。17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在北美定居，致使信奉“新世界”宏愿的领导者摆脱了欧洲的政治与精神外衣。美洲殖民地的最初的发展恰逢强调理性、经验主义与个体自由的启蒙时代。新独立的美国与欧亚大国之间遥远的距离也有助于贯穿于美国历史的国家“例外论”的形成。

这些社会力量界定着美国对外政策的路径。这一“国家特性”的关键在于，无政府状态且易于冲突的国际体系与美国人所广为信奉的规范性价值观（如个体自由、代议制政府、自由市场、民族自决）之间的张力。由于这些价值观的塑造，美国对外政策演变为一场道德运动，不仅为了保护美国利益，更为了挽救正在自我毁灭的国家间体系。两个目标往往被视为

是相关的：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将会更和平，而且美国只有在这样的世界中才会真正地得到安全。这种道德观集中体现为托马斯· 杰斐逊（ThomasJefferson）所信奉的美国“自由帝国”、1917 年伍德罗· 威尔逊（WoodrowWilson）让世界“因民主而安全”的誓言、1983 年罗纳德· 里根（Ronald Reagan）对苏联集团“邪恶帝国”的描述。2001 年恐怖袭击使美国更将世界政治视为善恶的冲突。

美国对外政策观的独特性也体现在另一种冲动中，即美国领导人使美国超脱于全球外交，按照美国人的意象重塑世界。这种语境中的超脱并不等同于孤立。孤立一词意味着与外部世界的分离，往往（而且错误地）用以定义美国早期的对外政策。相反，超脱（detachment）意指一种普遍存在的感觉，即美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商业，但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尽可能少的政治联系”。这是乔治· 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总统在其《告别演说》（Farewell Address）中所建议的立场。近年来，这种超脱呈现出几种形式，包括20 世纪90 年代末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抵制、小布什政府的单边行动、对国际法选择性尊重的偏好。在公民社会中，这种超脱感反映在忽视世界历史与地理的小学教育体系、长期以来公众对全球性问题的错觉以及商业媒体新闻中。甚至当美国在冷战后获得史无前例的地位时，新闻媒体减少了对全球问题的报道。

民主理论认为，公民在对外事务中有发言权，对此他们也完全知情。然而，大多数美国人似乎没有准备好肩负起这种责任。公共舆论调查表明，仅少数美国人能够叫出国会议员的名字、了解世界地图上的重要国家或认出对外政策重要决策者。他们对当前事件的错觉抗拒着正确的新信息——例如，2004 年8 月，半数美国人认为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 侯赛因（Saddam Hussein）“向基地组织提供了实质性支持”，然而，3个月后“9·11”事件委员会正式反驳了这一声明。[6] 这些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超脱感深深地根植于美国政治文化。

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从历史上证明了美国的进取精神源于其所信奉的“例外论”。美国的西进运动被视为其“天命”的例证，这后来推动美国进入了东亚。西奥多· 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宣称，美国是“国际警察”，维系着拉美的和平。二战后，美国政府寻求通过新建的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使其政治与经济价值观全球化。冷战的胜利迫使比尔· 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将民主“扩展”视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从超脱到融入全球事务，这种怪异行为对世界超级大国而言似乎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与美国对外政策特性完全相一致。

当今美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可避免地挑战着这种国家特性。最根本的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是在经济产值或军费开支方面而是在价值观方面。如政治学家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很久前所观察到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与法治，“美国信条”的这些核心要素难以适应复杂的现代国家，更不用说处于全球首要地位的国家。当领导人未能遵守这些价值观时，“教义激情”（creedal passion）的时期随之而来，特征往往是公众愤世嫉俗、国会两极化以及改革者竭尽全力“回归到基本原则”。这种激情在越战时爆发了，当时“美国人开始针对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开支、海外武力使用、军工联合企业以及至高无上的总统职权进行改革”[7]。不可避免的是，当下这个时  期也是如此。

尽管美国政府对全球首要地位的诉求在国内外是颇有代价的，但最近基本原则的回归会带来一些安慰。虽然白宫反对，但美国最高法院依然捍卫“非法战斗人员”的权利。美国国会彻底调查了“9 · 11”恐怖袭击的原因、侵袭伊拉克之前错误的情报、日益增多的国内监听。舆论调查表明，公众广泛地反对单边军事干预，但却支持美国重返国际社会。[8] 在2008 年总统选举中，选民按照这些信念为美国国内与对外政策选择了新的路径。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是独特的，因为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才发现自己是一个“受邀的帝国”。由此观之，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19 世纪，美国并不愿崛起以反对大国政治，以及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很久之后才选择介入。由于美国民主政治理念的推动，美国在这些冲突中获胜了，致使美国处于全球均势的顶端。然而，并不像其他霸权国，美国以一如既往的领导回应着国际社会的诉求。大多数外国领导人信奉美国政治与社会价值观，期望美国的物质支持，因而“追随” 而不是制衡美国。美国采取自由国际主义，接受了这种高度的责任，作为世界“不可或缺”的力量既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也满足了志趣相投的伙伴国的需求。

无论美国是否是并不情愿地崛起，随着冷战开始，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实践呈现出数种形式。这一政策沿着两条路径前行。其一注重建设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各项制度，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二条路径意在积极地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改革——即“拓展”民主统治范围而不是“深化”全球治理架构。我们的历史分析表明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变化。1994 年以来，美国从全球治理转向单边行动，积极推进其他国家的民主改革。在这个意义上，克林顿在没有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干预科索沃，很大程度上成为小布什单边侵袭伊拉克的前奏。美国在这些冒险活动中有何收获，这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答案就是美国凌驾于于国际社会之上，从而放弃了之前两代人所确立的东西。

奥巴马政府实施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信奉软权力。软权力意指“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他者偏好的能力”。与此同时，国务卿希拉里· 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呼吁“多伙伴”的世界，期望更多的志趣相投的政府担负起一个和平、稳定与民主的世界秩序。然而，中国、俄罗斯及其他潜在的世界大国反对这种论述，它们“并不将自己视为美国的伙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吸引着许多发展中国家。俄罗斯领导人也以经济福祉的名义阻挠新闻报道与大众异见。与此同时，在阿拉伯世界新的选举促成了伊斯兰政权的建立，然而，伊斯兰政权并不接受美国文化价值观与全球利益。

今日，美国面对着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显然意识到在海内外要实现自己目标，能力有限。因此，对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理解美国所面临的约束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重塑政治、经济、军事领导的机会。这些经验教训极大地考验着美国道德领导的耐力，将会进一步说明美国“例外论”是真实、合理的，还是仅仅是个“神话”。博学的美国对外政策研习者、公民及外国领导人最终会做出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