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在家里过了这么多个月的宵禁生活，突然在黑暗中行走我感觉有点怪怪的。

小镇上结冰的街道都废弃了，窗户上白乎乎的，窗帘一动不动。我在黑暗中快步走着，一条围巾围得高高的，一直蒙住了头，就算有人不巧往外看，也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匆匆穿过后街。他们一定认不出来是谁。

那天特别冷，但我几乎感觉不到，我已经麻木了。走到郊外，走到被德国人征用为兵营快一年的傅里叶农场的那15分钟里，我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我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怕如果我允许自己想一想我这是要去哪儿的话，我可能就挪不动腿、走不了路了。如果我还会思考，我就会听到姐姐的警告，一旦我夜访指挥官这件事传出去，我就会听到镇上其他居民毫不原谅的声音。我可能会感到恐惧。

所以，我转而像念咒语一样一直嘟囔着我丈夫的名字：爱德华，我要把爱德华救出来。我可以做到的。我把那幅画像紧紧掖在胳膊底下。

本来就坑坑洼洼的路面又被来往的军用汽车进一步破坏。去年，我父亲的老马就在一道车辙里折了一条腿：一个德国人根本就把它当机器一样来骑。奥雷利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哭了。不过，这是被占领后另一起无可责难的伤亡罢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为马哭了。

我会把爱德华带回家。

月亮躲在乌云后面，我踉踉跄跄地走在农场的小路上，脚下数次跌入冰冷的车辙水洼里。我的鞋子和袜子都湿透了，冻僵的手指紧紧抓着那幅画像，生怕自己掉了。我只能隐约看到远处房子里的灯光，于是便一直朝着灯光走去。前面的路边上有几个模糊的影子经过，可能是兔子。一只狐狸的影子悄悄地穿过路面，停下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很嚣张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怕我。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只兔子凄惨地叫了一声，我只能强迫自己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压下去。

现在，前面的农场已经隐约可见，农场的灯发出耀眼的光。一辆军用汽车颠簸着咆哮而过，我呼吸立马急促起来，跳进后面的树篱中，低头躲过它车头灯的光晕。在飘动的帆布下，我只能隐约看出后车厢里是一些女人的面孔，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我盯着她们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从树篱中爬上来，我的围巾都被树枝挂住了。一直有传言说德国人从镇子外面弄来一些女孩，直到现在我才相信这是真的。我又想起了莉莉安，便又为她默默地祈祷了一回。

我已经到达农场的入口。在我前面一百英尺的地方，我看到那辆卡车停了下来，隐约看到女人们沉默地走进了左边的一扇门，看样子她们好像之前已经来过很多次，早已轻车熟路。我听到有许多男人的声音，在远处唱歌。

“站住！”

一个士兵走到我面前，吓了我一跳。他举起来复枪，又走近一点仔细看了看，然后朝其他女人那边摆摆手。

“不……不是。我是来找指挥官先生的。”

他又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我不是。”我大声说，“指挥官先生，我……我跟他约好的。”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个影子似乎在打量我。随后，他大步穿过院子，走到一个我只能看出有扇门的地方。他轻轻地敲了敲门，我听到一阵细小的对话声。我在那儿等着，心砰砰直跳，皮肤紧张地有些刺痛。

“叫什么名字？”他回来以后问道。

“我是勒菲弗太太。”我小声说。

他指指我的围巾，我赶紧从头上拉下来，露出我的脸。他朝院子那边的一扇门挥挥手。“Diese Tur.Obergeschosse.Grune Tur auf der rechten Seite。[1]”

“什么？”我说，“我听不懂。”

他又变得不耐烦了。“那个，那个。”他指着，拉起我的胳膊肘粗暴地把我往前推。我很惊讶，他竟然会这样对待指挥官的客人。随即我就明白了：我强调自己结婚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我不过是深夜来找德国人的女人中一个罢了。我很庆幸他看不到我已经满脸通红，挣扎着从他手里把胳膊肘抽出来，生硬地朝右边的一栋小楼走去。

要猜出哪个房间是他的并不难：只有一扇门底下透着亮光。我在门外踌躇了一会儿，才敲敲门小声问道：“指挥官先生？“

我听到一阵脚步声，然后门开了，我往后退了一小步。他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无领的条纹衬衫和一件背心，手里挂着一本书，似乎是被我打扰了。他半笑着看我，像是在打招呼，然后就往后退了一下让我进去。

房间很大，全是长梁，地板上铺着小地毯，其中一些我觉得以前在邻居家里见过。屋里有一张小桌和几把椅子、一个军用衣柜，衣柜的黄铜角在两盏乙炔灯下闪闪发光，一个挂衣钩，上面挂着他的军装，还有一张大安乐椅放在熊熊燃烧的火炉旁。火炉的温暖即使是在屋外也能明显地感觉到。

角落里放着一张床，上面有两床厚被子。我看了它一眼，连忙移开视线。

“过来。”他站在我身后，把我脖子上的围巾摘下来，“我帮你把这个摘下来。”

我任他把围巾摘下挂在衣钩上，手上依然紧紧抓着那幅画像抱在胸前。即使是在我站在那里几乎动弹不得的时候，我仍然为自己寒酸的衣着感到羞愧。天气这么冷，我们不能经常洗衣服：羊毛衣服得好几个星期才能干，而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衣服冻得变形。

“外面真冷。”他说，“我能从你的衣服上感觉到。”

“嗯。”我的声音飘出来的时候，听上去都不像是我的。

“这个冬天不好过，而且很漫长。你想喝点什么吗？”他挪到一张小桌旁，倒了两杯葡萄酒。我一言不发地从他手中接过一杯。走了这么长的路我还在发抖。

“你可以把那个东西放下。”他说。

我都忘了自己还拿着它了。我把它放到地上，自己还是站着。

“请，”他说，“请坐。”见我犹豫，他似乎差点生气，好像我的紧张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

我坐在其中一张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画像的画框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幅画是一种安慰。

“我今晚没去旅馆吃饭。你说的话我想过了，你说我们出现在你家里足以让你被当作叛徒。”

我喝了一小口自己杯里的酒。

“我不想再给你惹麻烦，苏菲……不想除了占领这里给你带来的麻烦之外，再给你惹麻烦。”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便又喝了一小口酒。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的眼，似乎在等着我回答。

我们能听到院子那边的唱歌声。我想着不知道那些女孩是不是跟那些男人在一起，她们到底是谁，来自哪个村子？以后她们是不是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被当做罪犯游街示众？她们知道莉莉安·贝蒂讷的遭遇吗？

“你饿吗？”他指着一小盘面包和奶酪说。我摇了摇头，今天一整天都没什么胃口。

“我承认，这比不上你平常做饭的水准。我还在想你上个月做的那个鸭子呢，加了橘子的那次。或许你可以再给我们做一次。”他一直在说，“不过我们的补给越来越少了。我发现自己梦到了一款叫果子甜面包的圣诞蛋糕。法国有这种蛋糕吗？”

我再次摇了摇头。

我们坐在火炉两边。我觉得自己像是触电一般，好像我的每个部分都是透明的，在嘶嘶地响。他好像可以穿过我的皮肤看透我。他什么都知道，他掌控一切。我听着远处的声音，我出现在这儿的事实不时地打击着我。在德国人的兵营里，我跟一个指挥官单独待在一起，待在一个有床的房间里。

“你考虑过我说的话吗？”我突然问。

他盯着我足足看了有一分钟。“你就不能让我们享受一下聊天的乐趣吗？”

我吞了吞口水。“对不起，但是我必须知道答案。”

他喝了一口酒。“我基本上没想别的。”

“那……”一口气堵在胸口。我俯身放下酒杯，把那幅画打开。我把画靠在椅子上，火光正好照在画上，这样他就可以从最佳角度看到它。“你会收下吗？我可以用它交换我丈夫的自由吗？”

屋里的空气慢慢静止了。他没有看那幅画，他的眼睛一直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目光深不可测。

“如果我能让你明白这幅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知道它是如何支撑我熬过最黑暗的日子的……你就会明白我并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割舍它的。但是我……不介意把这幅画送给您，指挥官先生。”

“弗里德里希，叫我弗里德里希。”

“弗里德里希，我……早就知道你欣赏我丈夫的作品，你能理解美，你了解一个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件东西是无价的。所以，虽然失去这幅画令我伤心欲绝，但我还是愿意把它奉献出来，给你。”

他还是直直地盯着我，我没有移开目光。成不成全看这一下了。

我看到他脸上有一道几英寸的旧疤，从左耳一直向下延伸到脖子上，微微泛着淡银色的亮光。我发现他湖蓝色的眼睛边缘是黑色的，像是有人特意把虹膜描了出来。

“这根本就不是画像的事，苏菲。”

就这样：我的命运已经注定了。我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儿，默默消化着他这句话。

指挥官开始谈论艺术，但他的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进去。我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我能再喝点吗？”我问。我把酒杯里的酒喝完，又让他给我倒满。我从来没有那样喝过酒，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我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显得很粗鲁。指挥官还在继续说，他低低的声音显得特别单调。他没有反过来问我任何问题，好像他只想让我听着，只想让我知道，在那套军装和那顶鸭舌帽下，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但我几乎什么也听不进去。我真希望自己周围的世界能变得模糊，希望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

“如果我们换一个环境相遇，你觉得我们会成为朋友吗？我更愿意认为我们会。”

我努力忘了自己身处何地，忘了自己在一个房间里，被一个德国人直直地盯着。我想变成一个没有感觉、没有知觉的空壳。

“可能会吧。”

“你能陪我跳支舞吗，苏菲？”

他一直喊着我的名字，好像他真的有资格这么叫似的。

[1]德语，意为“那扇门，楼上，右边绿色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