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格勒尼耶爷爷的钟开始响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几个月来，那个钟一直埋在他家边上的菜地里，一起埋在那里的还有他的银茶壶、四个金币和他爷爷的一块手表。他不想这些东西落到德国人手里。

这个计划一直很顺利——实际上，因为有好多贵重物品被匆匆埋在花园或小路下，我们在小镇上走路时总会听到脚底下嘎吱嘎吱地响——直到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普瓦兰太太匆匆跑到酒吧，找到每天都来玩多米诺骨牌的勒内，并且带来一个消息：每15分钟，他的胡萝卜地里就会传来一声闷闷的钟响。

“我这样的耳朵都能听到。”她小声说，“要是我能听到的话，他们肯定也能听到。”

“你确定没听错吗？”我问，“那钟已经很久没上发条了。”

“或许是格勒尼耶太太在坟墓里翻身的声音呢。”拉法基先生说。

“我才不会把我老婆埋在菜地里，”勒内嘟囔着说，“她会让蔬菜变得更苦、更瘪的。”

我弯下腰把烟灰缸倒掉，低声说，“勒内，你得趁晚上的时候把它挖出来，然后用麻袋布包住。今晚上应该安全——他们送了额外的晚餐食材来。要是大部分人都在这儿的话，值班的人应该没几个。”

德国人到红公鸡来吃饭已经有一个月了，在这个共有领域，大家在不安中达成了休战的共识。早上10点到下午5点半，酒吧是法国人的，像往常一样都是老年人和孤独的人。之后，伊莲娜和我会收拾干净，德国的厨师会在7点之前到。差不多与他们跨进门同时，饭菜会端上桌子。

这样也有好处：有剩菜的时候，一周有几次，我们就能分了（虽然经常是只剩点肉和菜，而不是鸡肉大餐）。随着天气变冷，德国人吃得越来越多，伊莲娜和我都不敢私自留点了。不过，即使是这么几口额外的食物也可以让人生病的次数变少，我们的皮肤变干净了。有几次我们成功地从煮骨头的锅里偷了一小罐送到镇长家给生病的路易莎。

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处。晚上德国人一走，伊莲娜和我就会冲到火炉前，把原木浇灭，然后放到地窖里晾干。收集几天烧了一半的碎屑，就可以在白天特别冷的时候生一小堆火。我们生火的时候，酒吧里就会挤到爆满，虽然真正买东西喝的顾客没几个。

当然，弊端也是有的。杜兰特和路维亚太太断言，虽然我不跟那些德国军官说话，也不朝他们笑，还表现出一副他们什么都不是，就是来我们家横征暴敛的样子，但我肯定从德国人那里收了不少好处。我去领日常食品、酒和燃料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不一样了。不过，因为晚上的宵禁，他们看不到我们给德国人做的那些盛宴，也看不到那几个小时里旅馆变得有多热闹。

我们是广场附近的热门话题。

伊莲娜和我逐渐适应了家里充满外国口音的生活。我们认识了其中一些人——有个高高瘦瘦、耳朵很大的家伙，每次都想用法语跟我们说谢谢。有个留着黑白相间的小胡子、脾气暴躁的家伙，总是找茬，不是要盐、要胡椒就是要加肉。还有一个“小霍尔格”，喝很多酒，盯着窗外，好像只有一半心思放在周围发生的事情上。面对他们的评论，我和伊莲娜通常会礼貌地点点头，有礼但不友善。

不过说实话，有几个晚上，有他们在那里还是让人觉得有点开心的。不是说有德国人，只是因为有人。有男人、有人陪、有做饭的味道。我们这里已经好久没有男性、没有这么热闹了。但也有一些晚上，显然是出了什么事，他们一言不发，绷着脸，一脸严肃，交谈都是迅速小声地说话。那时候他们就会用余光瞥我们一眼，似乎想起了我们是敌人，好像他们说的话我们都能听懂似的。

奥雷利恩在观察、搜索，同时也在学习。他曾趴在3号房间的地板上，脸贴在地板缝上，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地图，或者得到什么命令，可以让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优势。他的德语变得特别流利，有时德国人走了之后，他会模仿他们的口音说个笑话，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有时他甚至听懂了一段对话；哪个军官在医院里，伤亡人数总共是多少。我为他担心，但也为他感到骄傲。这让我觉得我们为德国人做饭可能还有一些秘密目的。

同时，指挥官一直都温文有礼。他问候我，虽谈不上热情，但也有一种越来越熟络的味道。他称赞食物，却不恭维，严格要求部下，禁止他们酗酒、举止粗暴。

有几次他还叫我出来谈论艺术。我不适应一对一的谈话，但想起我丈夫会让我有一丝小小的愉悦。指挥官说他很喜欢普尔曼，他谈论这位画家的德国血统，还有他曾看过的一些马蒂斯的作品，那些作品让他很想去莫斯科和摩洛哥旅行。

起初我不太愿意跟他交谈，后来却发现自己停不下来。那感觉就像是有人在提醒你，还有另一种生活、另一个世界。他说话的方式很像律师：语速很快、充满睿智，对于不能立刻明白自己意思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我想他很喜欢跟我聊天，因为我在他面前一点也不慌乱。

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父母没什么文化，但这更激发了他学习的热情。他说，他希望战争结束后可以继续去探索知识，去旅行、读书、学习。有天晚上他告诉我，他妻子名叫丽莎，他们有个两岁的男孩，但他一直都没有见过。（我告诉伊莲娜这些的时候，我以为她脸上会写满同情，谁知她立马说，他可以少花点时间侵略别人的国家。）

他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好像都是顺口一提，没有想从我这里获得我的任何个人信息作为回报。这并不是因为他太自我。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明白，占据我的家就已经意味着侵入我的生活，要想再得到点什么就有点太霸道了。

我发现，他其实有点绅士。

那个月，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跟别人一样，骂指挥官是畜生、德国佬。我想是因为我一直坚信，所有的德国人都很野蛮，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也有妻子、母亲和孩子。他就这样，一晚接一晚地，在我面前吃饭、聊天、谈论色彩、构图，以及各派画家的技巧，就像我的丈夫那样。他偶尔也会笑，明亮的蓝眼睛周围会因为笑容的牵动显出细纹，像是有只鸟留下的脚印。那个时候，我感觉，幸福很熟悉。

在镇上的其他居民面前，我既不维护他也不谈论他。要是有人试图让我说说让德国人待在红公鸡的痛苦，我只会简单地说，上帝保佑，愿我们的丈夫们早日归来，让这一切快快锁进记忆最深处。

我祈祷没有人发现自从德国人来了以后，我们一张征用通知也没收到过。

快晌午的时候，我借口要抽毯子，离开闷热的酒吧走了出去。晒不到太阳的阴影里，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霜，霜面像水晶一样透明、闪闪发光。我抱着毯子颤抖着走了几英尺，上了小道走到勒内的花园里，然后就听到一声闷闷的钟声，报的是差15分钟12点。

我回去的时候，一大堆穿得花花绿绿的老年人正朝酒吧外走去。

“我们要唱歌。”普瓦兰太太大声宣布。

“什么？”

“我们要唱歌。这样到晚上之前就可以盖住钟声。我们会告诉他们这是法国的传统。”

“你们打算唱一整天？”

“不，不，就整点的时候唱，以防周围有德国人。”

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要是他们把勒内的钟挖出来的话，苏菲，他们会把整个镇子都挖个遍的。我可不能让我妈妈的珍珠项链落到那些德国主妇手上。”她厌恶地噘着嘴说。

“哦，那你们快去吧。要是中午的时候钟响了，半个佩罗讷都要听到了。”

这事真有点滑稽。我在门前的台阶上徘徊着，那群老人就在小巷口集合起来，面对着还在广场上站岗的德国兵唱起歌来。他们唱了我耳熟能详的儿歌，还有《牧羊女》、《牧羊女之歌》、《当我小时候》，他们的声音一直很嘶哑，完全不在调子上。他们唱的时候高昂着头，肩并着肩，不时地用余光互相瞥一眼。勒内看上去一会儿很气愤，一会儿又很担心。普瓦兰太太双手抱在胸前，虔诚地如同一个主日学校的老师。

我站在那里，手里拿着洗碗布，努力憋着笑。这时，指挥官穿过街道走了过来。“这些人在干吗？”

“早上好，指挥官先生。”

“你们知道的，街上不允许集会。”

“他们这算不上是集会，今天过节，指挥官先生。这是法国的传统，11月整点的时候，佩罗讷的老人们就会唱起民歌，对抗即将到来的寒冬。”我这话说的很有说服力。指挥官皱皱眉，目光从我身上转移到了那些老人身上。他们突然同时提高了音量，我猜在他们身后，钟已经开始响了。

“可是他们唱的太难听了。”他小声说，“我从来没听过这么难听的歌。”

“求求你……不要阻止他们。他们唱的都是无害的乡间歌曲，你也听到了。让那些老人唱唱自己家乡的歌能让他们快乐一点，就一天。您肯定能理解。”

“他们打算这样唱一整天？”

真正让他困扰的不是集会。他跟我丈夫很像：任何不美的艺术都会让他们觉得浑身难受。“可能吧。”

指挥官一动不动地站着，所有的感官都在努力适应这个歌声。我突然很害怕：要是他听音乐的耳朵跟他看画的眼睛一样敏锐的话，那他可能已经发现地底下的钟声了。

“我在想你今晚想吃什么？”我突然开口。

“什么？”

“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食材有限，但有些东西我还是可以给你做的。”我能看到普瓦兰太太在催其他人再大声一点，她两只手偷偷往上举了举。

指挥官似乎愣了一下。我冲他笑笑，过了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下来。

“这真是太——”他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蒂埃里·奥图耶从马路上跑过来，羊毛围巾在身上飘着，他指着身后喊道:“战俘！”

指挥官迅速回头朝早已在广场上待命的部下走去，我就这样被遗忘了。我等他走了，才匆忙穿过马路朝唱歌的老人们走去。伊莲娜和待在红公鸡里的顾客可能听到了越来越响的骚乱声，他们偷偷地从窗户里往外看，有的还慢慢溜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