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说不的。”杜兰特太太用一根瘦瘦的手指戳着我的肩膀说。我被戳得跳了起来。她戴着一顶白色的褶边软帽，肩上披着一件褪色的蓝色针织披肩。虽然我们不允许看报纸，但是我们从来不缺新闻。这可多亏了我们的邻居。

“什么？”

“给德国人做饭。你应该说不的。”

那天早上天气很冷，我用围巾包住了脸。我把围巾一把拉下来对她说：“我应该说不？那要是他们决定征用你的房子，你会说不？是不是，太太？”

“你和你姐姐比我年轻，你们有力量反抗他们。”

“可惜我没有军队里用的那些武器。请问您觉得我该怎么做？让大家一起堵住他们？朝他们扔杯子和盘子？”

我给她开门的时候她还在数落我。面包房里早就没有了法棍面包和牛角面包的香味，但还是很暖和，想到这一点，我每次跨过门槛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过。

“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是你爸爸看到德国人在他的旅馆里……”显然已经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路维亚太太了。我走到柜台前的时候她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他也会这么做的。”

面包师阿曼德先生示意她们不要说了。“你们不能指责勒菲弗太太！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傀儡。杜兰特太太，你是不是也要指责我给他们烤面包啊？”

“我只是觉得听从他们的命令太不爱国了。”

“你说的轻巧，他们的枪口又没对着你。”

“所以，会有更多的德国人来这里？更多的德国人冲进我们的储藏室，吃我们的食物，偷我们的牲畜？我发誓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熬过这个冬天。”

“跟以前一样，杜兰特太太。恬淡寡欲，保持良好的幽默感，祈祷我们的主，或者我们那些勇敢的年轻人，在后方给德国佬致命一击。”阿曼德先生朝我眨眨眼，“好了，女士们，你们要什么？我这儿有已经放了一周的黑面包，五天的黑面包，保证没有象鼻虫。”

“有时候我会觉得一条象鼻虫也是不错的开胃小菜。”路维亚太太幽幽地说。

“那我可以给您留满满一大罐，亲爱的太太。相信我，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面粉里面会有很多。象鼻虫蛋糕、象鼻虫派、象鼻虫泡芙：感谢德国人如此慷慨，我这里足够供应他们所有人。”我们哈哈大笑起来。不笑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最悲惨的日子里，阿曼德先生也成功地让大家笑了。

路维亚太太拿起自己的面包，嫌弃地放进篮子里。阿曼德先生并没有生气：他每天要见到上百次这个表情。那面包黑黑的、楞楞的、粘粘的、散发着一股霉味，像是刚出炉的时候就坏了。面包很硬，老年人很多时候都要年轻人来帮忙切开。有一会儿我们都没注意到门开了，但店里突然陷入沉默。我转过身去，看到莉莉安·贝蒂讷走了进来。她抬着头，却没有看任何人的眼睛。她的脸蛋比大多数人都圆润，白皙的皮肤上涂了胭脂水粉。她敷衍地说了句“早上好”，伸手去包里拿东西。“两条面包，谢谢。”

她身上有昂贵的香粉味，头发整洁地卷着。在这个小镇上，大多数女人都太累或者太缺乏物资，只能勉强梳洗一下。这种情况下，她就显得特别惹眼。但真正吸引我眼球的是她的外套，我盯着那件外套挪不开眼。那是件墨黑色的外套，是用最好的阿斯特拉罕羊皮制成，厚得跟床皮毯子似的，柔和的光泽说明这衣服是新的，而且很贵；领口很高，遮住了她的脸，她长长的脖子像是从黑黑的糖浆里伸出来。我发现那两个老太太也看到了，她们的目光一直顺着那件外套往下看，脸上的表情都僵住了。

“你一条，你的德国男人一条？”杜兰特太太嘟囔着说。

“我再说一遍，请给我两条面包，谢谢。”她转过身去对着杜兰特太太说，“我一条，我女儿一条。”

这一次，阿曼德先生没有笑。他把手伸到柜台下面，眼睛一直盯着她的脸，然后用两个肉乎乎的拳头握着两条面包扔到柜台上。他甚至都没把面包包起来。

莉莉安拿出一张纸币，但他没有从她手里接过来。他等了一会儿，直到她把钱放到柜台上，这才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像是生怕被传染某种危险病毒似的。他伸手从抽屉里找了两个硬币的零钱，虽然莉莉安已经伸出手来，他还是直接把钱扔到了柜台上。

她看看他，又看看柜台上的硬币。“不用找了。”她说。然后，她怒视我们一圈，抓起面包气冲冲地走了。

“她怎么敢……”杜兰特太太在被别人的行为惹恼时最兴奋了。幸运地是，过去几个月里，莉莉安·贝蒂讷给了她很多机会发怒。

“我想她也得吃饭，跟大家一样。”我说。

“她每天晚上都去傅里叶农场，每天晚上都去。你能看见她穿过镇子，跟个贼似的跑得可快了。”

“她有两件新外套，”路维亚太太说，“另一件是绿色的。一件崭新的绿色羊毛外套，从巴黎弄来的。”

“还有鞋子，山羊皮的。她白天当然不敢穿出来了。她知道她这种人就该处死。”

“她不会的，那个人，有德国人看着她就不会的。”

“不过，等他们走了可就不一样了。”

“我可不想穿她的鞋子，管它是不是山羊皮的。”

“我最讨厌看到她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到处跟大家显摆她的好运气。她以为她是谁啊？”

阿曼德先生看着那个年轻女人穿过广场，突然笑了。“我才不担心呢，女士们。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称她的心意。”

我们一起看着他。

“你们能替我保守一个秘密吗？”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多此一问。这两个老太太能连续保持十秒钟沉默就很不错了。

“什么？”

“这么说吧，我们中有人为‘花瓶小姐’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不明白。”

“她的面包是单独放在柜台下面的，里面加了点特殊的佐料。我向你们保证，我的其它面包里绝对不含这种佐料。”

两个老太太眼睛瞪得圆圆的。我不敢问面包师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眼睛里闪过的精光说明有几种可能，但没有一种是我愿意去想的。

“不是吧！”

“阿曼德先生！”她们很震惊，但很快又开始咯咯地笑起来。

我突然觉得很恶心。我不喜欢莉莉安·贝蒂讷，也不喜欢她的所作所为，但我同样不喜欢他们这样的作为，甚至有些恶心。“我——我得走了。伊莲娜需要……”我伸手去拿我的面包。他们的笑声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一路冲回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旅馆。

第二周周五，食物来了。先是鸡蛋，有两打，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下士送来的，他拿来的时候上面盖了一床白色床单，好像是在走私似的。然后是面包，新鲜的白面包，有三筐。自从那天面包房的事情后，我就不怎么吃面包了，但抱着香脆温暖的新鲜面包，内心的渴望还是让我差点醉了。我不得不把奥雷利安赶上楼，我真的很怕他抵制不住诱惑，冲过来掰一口。

接着是六只还没褪毛的母鸡和一个装着白菜、洋葱、胡萝卜、野蒜的大箱子。之后是一些番茄罐头、大米和苹果，还有牛奶、咖啡、黄油、面粉、糖，从南方运来的成箱成箱的葡萄酒。每次东西运来，我和伊莲娜都一声不吭地收下。德国人给了我们表格，上面仔细记着每样东西的数量。想偷东西并不容易：有一张表格要求我们记录每样东西所用的分量。他们还要求我们把所有的废料都装到一个桶里留着喂牲口。看到这个，我真想说“呸！”

“我们今晚就要做？”我问最后来的那个下士。

他耸耸肩。

我指指钟，“今天？”我指着那些食物问，“吃饭？”

“对，”他兴奋地点点头，“Sie kommen，Acht Uhr。”

“八点。”伊莲娜站在我身后说，“他们想八点用餐。”

我们自己的晚餐只有一块黑面包，上面涂上一层薄薄的果酱，再配点煮甜菜头。可是我们不得不去烤鸡肉，让厨房里充满大蒜和番茄，还有苹果馅饼的香味，这种感觉真是一种折磨。第一个晚上我很害怕，甚至都不敢舔自己的手指，光是看上面流着的番茄汁，或是感到手指沾了苹果变得黏黏的，都让我觉得非常诱人。有好几次，在我翻动点心或是削苹果的时候，强烈的欲望差点让我晕过去。我们不得不把咪咪、奥雷利安和小让哄上楼，然后就听到上面不时传来抗议地咆哮声。

我不想给德国人好好地做饭，可是我也怕做不好。有一刻，当我把烤鸡从炉子里拿出来，浇上滋滋响的热汁时，我告诉自己，或许我可以享受这场视觉的盛宴，或许我可以继续期待看到它、闻到它。可是那天晚上我就是做不到。门铃响了，这是通知我们那些军官到了。此刻，我的胃在抽搐，饥饿使我的皮肤渗出汗来。此时，我对德国人的恨真是空前绝后。

“太太。”指挥官是第一个进来的。他摘下被雨点打湿的帽子，并且示意他的部下也这么做。

我站在那里，用围裙擦着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指挥官先生。”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屋子里很暖和：德国人送了三筐圆木过来，以便我们生火。那些人摘下帽子和围巾，嗅着屋里的空气，早已笑意盈盈、跃跃欲试了。那只加了大蒜和番茄汁的烤鸡，它的香味已经彻底充满了整个屋子。“我想我们马上开饭。”他朝厨房看了一眼说。

“如您所愿。”我说，“我去拿酒。”

奥雷利恩已经开了几瓶酒放在厨房里。他愁眉不展地出来，手里拿着两瓶。今晚我们所遭受的折磨对他来说尤为痛苦。想到最近被揍的事，我很怕他太年轻、太冲动，惹来什么麻烦。我迅速从他手里接过酒，“去告诉伊莲娜她必须来伺候他们用餐。”

“可是——”

“快去！”我训斥道。我在酒吧里四处倒酒，把杯子放到桌子上的时候，我谁也不看，虽然我能感觉到他们都在看我。嗯，看吧。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们说，又一个骨瘦如柴的法国女人，被你们饿得只能服从，希望我的样子能破坏你们的胃口。

姐姐把最前面的几道菜端上来，他们小声地称赞着。没过几分钟，他们都开始埋头大吃起来，餐具叮叮当当地敲打着瓷器，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欢呼着。我端着一摞摞盘子来回地走，努力呼吸着诱人的香味，不去看鲜亮的蔬菜旁闪闪发光的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