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吃午饭的时候，那个小猪崽的故事已经传遍了佩罗讷的大部分地方。红公鸡酒吧里的顾客络绎不绝，虽然除了咖啡外我们也没什么其他东西供应。啤酒只是偶尔供应，那几瓶贵的要命的葡萄酒更是无人问津。好多人过来就只是为了说一句希望我们今天过得愉快，这让我们很吃惊。

“你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然后让他走了？”老勒内笑得胡子直颤，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抓着椅子背一直擦眼睛。他已经让我们把这个故事讲了四遍，每次讲的时候奥雷利恩都会添点油加点醋，到最后就变成了他勇斗指挥官，而我则在一边大叫“该死的侵略者” 的故事

我和伊莲娜相视一笑。她正在咖啡厅里擦地板，我不介意。最近镇上值得高兴的事情真的太少了。

“我们必须小心点。”待勒内摘下帽子敬了个礼，起身离开后，伊莲娜说。看着他走过邮局，又停下来擦了擦眼睛，我们又开心地笑起来。“这个故事传播得太广了。”

“没有人会说出去的，所有人都恨德国人。”我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而且，他们都想分一片猪肉。在食物送到嘴边之前，他们不太可能去举报我们。”

那头小猪已经在凌晨的时候秘密转移到隔壁去了。几个月之前，奥雷利恩想把那些旧啤酒桶砍了当柴烧，结果发现，原来我们家那迷宫一样的酒窖跟隔壁福伯茨家的酒窖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砖墙。在福伯茨家的配合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挪走了几块砖。这是最后的逃亡路线。福伯茨家曾经收留过一个年轻的英国人，当黄昏时分德国人突然到来时，福伯茨太太假装听不懂那个德国军官的话，为那个年轻人争取了足够的时间，让他穿过酒窖溜到了我们家。德国人把他们家砸了个稀巴烂，甚至还到酒窖那儿看了看，不过那会儿光线很暗，根本没有人注意到墙上灰泥的缝隙大的可疑。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小小的反抗，小小的胜利，一点点愚弄压迫者的机会，就像一个个载着希望的小桶在满是不安、贫困和恐惧的大海里漂流。

“你见过那个新指挥官了？”镇长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上问。我给他端去咖啡，他示意我坐下。我常常想，自从被占领后，他的生活要比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忍受：他一直在不停地跟德国人谈判，让他们保证镇上的供给，但德国人却时不时地把他当作人质，逼迫那些不愿合作的居民按他们的命令行事。

“不算是正式见面。”我把杯子放在他面前说。

他歪着头看看我，声音很低。“前任指挥官，贝克先生，被送回德国管理集中营去了，因为他的账本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

“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在法国沦陷区，他是两年来唯一一个越来越胖的人。开玩笑的。不过对于他的离开，我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来说，贝克冷酷无情，总是用重刑，这是因为他骨子里缺乏安全感，怕他的部下认为他不够强大，不服他。但他这个人太蠢了——对镇上很多抵抗行为熟视无睹——所以不能培养一些可能对他有帮助的关系。”

“那你怎么看？”

“那个新指挥官吗？我不知道。他可能更危险，我猜的。他没有砸房子，要是贝克的话可能会以此来显示他的实力，但是……”我皱了皱鼻子，“……他很聪明。我们要更加小心了。”

“勒菲弗太太，跟以前一样，英雄所见略同。”他朝我笑笑，但眼睛里却没有笑意。我想起以前那个快乐、喜欢大声嚷嚷的镇长，他的和蔼众所周知，不管有什么集会，他总是嗓门最大的那个。

“这周有什么东西送来吗？”

“我想会有一些培根，还有咖啡，很少的黄油。今天晚些时候我会知道准确的配额。”

我们一起凝视着窗外。老勒内已经走到教堂，他停下来跟牧师说着话，要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并不难。牧师开始大笑起来，勒内第四次弯下腰，我也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你丈夫有消息吗？”

我转过来看着镇长。“八月份的时候收到过一张明信片，之后就没信了。他那会儿在亚眠[1]附近，他没说太多。”我日日夜夜地思念你，明信片上，他用漂亮而潇洒的字迹写道，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你就是我的北极星。收到明信片后，我整整两晚躺在床上睡不着，直到伊莲娜指出“这个疯狂的世界”可能说的是，要吃硬硬的、用砍刀才砍得动的黑面包，或者在面包炉里养猪，这些事情。

“距离我上次收到我大儿子的信差不多快三个月了。他们那会儿正要往康布雷[2]开拔。他说他精神很好。”

“我希望他们现在也很好。路易莎怎么样了？”

“不算太糟，谢谢了。”他最小的女儿生下来就有小儿麻痹，只能吃特定的食物。她现在11岁了，总是生病，让她好好活着是我们这个小镇上的头等大事。要是谁家有点牛奶或者干菜叶，通常都会匀点出来送到镇长家。

“等她好起来，告诉她咪咪一直问她呢。伊莲娜在给她缝一个布娃娃，跟咪咪那个一模一样的，咪咪说她们可以成为姐妹。”

镇长拍拍她的手：“你们真是太善良了。你本可以安全地待在巴黎的，偏偏这个鬼时候你回到了这里。”

“谁也不敢保证德国人不会占领香榭丽舍大街。而且，我不能把伊莲娜一个人丢在这里。”

“要是没有你的话，她肯定撑不下去。作为一名年轻女性，你如此优秀，巴黎更适合你。”

“我丈夫更适合我。”

“愿上帝保佑他。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镇长笑着把帽子戴到头上，起身准备离开。

我们贝塞特家族世代在佩罗讷经营红公鸡酒吧，这个小镇是1914年秋天最早被德国攻陷的小镇之一。父母早亡，丈夫都在前线，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伊莲娜决心把旅馆继续经营下去。继承男人工作的女人并不是只有我们俩：这个小镇上的商店、本地的农场和学校几乎全靠女人维持，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帮忙。到1915年，镇子上的男人几乎一个不剩。

起初我们的生意还不错，法国的部队经过后，英国的部队也离得不远。食物还很充足，队伍在音乐和欢呼声中前进。那时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这场战争最多几个月也就结束了。几百英里外发生的那些恐怖事件我们也有所耳闻：我们会把食物分给路过此地的比利时难民（他们看起来真是无精打采，太可怜了）。他们的行李在马车上摇摇欲坠；有些人还穿着逃离家乡时穿的拖鞋和衣服。有时东风吹来，我们能闻到远方传来的炮火和硝烟味。但是，虽然我们都知道战争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却还是很少有人相信佩罗讷，这个令我们骄傲的小镇，会成为德国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

直到一个宁静、寒冷的秋日早上，随着枪声响起，我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想法有多么愚蠢。福格雷太太和德林太太像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去面包房，结果在穿过广场的时候被枪杀了。

听到枪声后，我连忙把窗帘拉开，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那两个孀居的老太太一直做了七十多年的朋友，现在她们的尸体横在人行道上，头巾歪到一边，两个空空的篮子落在她们脚边，粘稠的血水在她们四周蔓延，几乎围成一个完整的圆，像是来自同一个尸体。

后来，那个德国军官声称是狙击手杀了她们，因为她们对德国人进行打击报复（显然，每次带走镇上居民的时候他们都这样说）。如果说他们想逼镇上居民反抗的话，真没有比杀死那两个老太太更好的途径了。但他们的暴行不止于此。他们还放火烧了粮仓，拆了勒克莱尔市长的雕像。24小时后，德国军队进入佩罗讷的主干道，德国兵的尖顶盔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站在家门和商店外，震惊而又沉默地看着他们。他们命令仅剩的几个男人站到外面，好让他们数一数。

商店老板和摊贩直接关门收摊，拒绝为德国人服务。我们大多数人都储存了食物，我们知道我们能熬过去的。我想我们都相信，看到我们这样不妥协，他们可能会放弃，然后去别的地方。但随后指挥官贝克发布命令，任何在正常营业时间不开业的商店老板都要被枪毙。于是，面包房、肉店、市场上的小摊、甚至连红公鸡都陆续重新开业。小镇像个极不情愿地孩子，沉闷，充满抗拒。

18个月后，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买了。佩罗讷与周边的几个镇子都断了联系，收不到任何消息，我们只能靠不定期的援助加上偶尔可以买到的、贵的离谱的黑市货物维生。只有德国人吃的很好，他们的马（我们的马）光滑肥硕，吃着我们原本应该用来做面包的全麦粗粉。他们抢劫我们的酒窖，带走我们农场里产的粮食。有时我们不由怀疑，“自由法国” 真的知道我们现在过着什么日子吗。

不只是粮食，生活还有很多难点。

每周敲门声响起的时候，就意味着更多的物品要被征用。军官们会时不时来考察一下，告诉你他们要什么，然后给出一张单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列明需要的东西，茶匙、餐盘、炖锅，甚至毯子、窗帘。他们会写期票给你，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换成钱的，但在佩罗讷，从来没听说有谁真的拿到钱过。

[1]法国北部的一个城市

[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和德军在康布雷地域进行过一次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