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路的尽头

弋 舟

突然间黄昏变得明亮，

因为此刻正有细雨在落下。

——博尔赫斯

四十岁生日是邢志平陪我一起过的。我们俩的生日相差无几，几乎可以算作是同一天。这样也可以说成是我陪他过的生日。四十一岁的生日，还是我们俩一起过的。今年我四十二了，邢志平却再也不能和我一起喝杯酒，继续接着往下长。他死了。

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独自出了门。天已经黑下来了，空气滞重，有股沉甸甸的分量。遁入夜色，我有种挤进什么里面去的感觉。步行十多分钟，我走进了那家小酒馆。

酒馆的老板以前是位拳击手，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给自己的酒馆取名叫“咸亨”。他可能是得了什么人的指点。混熟后，有次喝酒的时候我告诉他：不如叫“泰森”。这家小酒馆卖散装的白酒，下酒菜除了驴肉板肠，就只是些花生米、拌黄瓜之类的小菜。酒才是这里的主题。现在兰城这种馆子不少，在我眼里，算是中式的酒吧。我出国十多年了，几年前加入了新西兰国籍，但国内的身份一直还在。这肯定不合法，好在暂时没人追究。我是位画家，以前还做过大学教师，但这几年回到国内，却喜欢和小酒馆老板这样的人结交，个中缘由，连我自己也难以说明。

酒馆老板总是说我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像个搞艺术的，上辈子可能也开了家小酒馆。这说法有些宿命的味道，我乐于接受。

进门后酒馆的老板娘朝我点点头。我知道她叫小戴——老板总这么喊她。她并不小了，实际年龄可能比我还大些。但她被叫作“小戴”，却也不显得勉强。她还算是风韵犹存吧。这么说有点儿庸俗，但我没有其他更恰当的说法。

老板坐在老位子上。小酒馆里没有吧台，他有把自己的专座，放在墙角最昏暗的角落里。稀奇的是，这把椅子你永远无法搬动，在装修的时候，它的四条腿就被水泥固定住了。酒馆老板说，这样做，不过是为了给他自己强调出一种“稳固感”，坐在上面，他就会打消出门鬼混的念头。我觉得这个说法挺有意思的。

看到我他显得很高兴，向我摆手说：“先别急着喝酒，我们来喝会儿茶。”

我就手拉了把椅子，到他对面坐下。

我们之间隔着一张松木方凳，上面有电磁炉。炉子上，是一把日式的铁壶——这个黝黑的家伙现在值点儿钱，好像是明治时期的。据说如今中国人已经买光了日本人的老铁壶。

“外面儿还能吸气吗？说是已经启动雾霾红色预警了。”他说。

“不知道。”我说，“天黑了，眼不见心不烦。好像我们是用眼睛呼吸，而不是用鼻子。”

“说得好，对空气这种玩意儿，人其实都是用眼睛来估量的。我还可以靠手感，外面儿这空气，我都不知道是该呼吸，还是该当沙袋练几拳。怎么样，你看起来不大好。”

“你记得我那位朋友吗？就是跟我来喝过几次酒的那位。”

“记得，就他跟你来过。”

“他今天下午死了。”我说。但口气不对。除非死了的这个人真算得上是我的朋友，否则说到他的死，我的口气不可能对。邢志平真的不能算是我的朋友吗？这事儿以前我没琢磨过，现在说到他的死，口气暴露了我的真实感受。但我又的确觉得有点儿不对，实际上此刻我绝非是无动于衷的。“听说是跳楼了。”我说，“我跟他也好久没联系了，正巧今天突然想起点儿事，找别人问他的下落，结果就得到个死讯。”

“真是巧。”他说，“算了，咱们别喝茶了，我陪你喝酒吧。”

我们移坐到一间格挡里。酒馆一共不过六间这样的格挡，敞开式，里面顶多能对坐四个人，是火车车厢那样的格局。此刻没有其他客人。小戴给我们端来了小菜和酒。酒是二两一壶的散装高度酒，我们聊了几个小时，喝了大约有“无数”壶。当然，我喝得多一些。我忘了和对面这位前拳击手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气氛不错，聊的时间长，沉默的时间更长。我肯定说起了邢志平，这毫无疑问，因为他死了，不过是几个小时前的事儿，在我的感觉里，此刻说不定还余温尚存。

“为什么？”他问我，“干吗要跳楼？”

“不知道。”我说，“只能是活够了吧，觉得走到头儿了。”

“没错。”他赞同这个答案，“知道我为什么将那把椅子固定住吗？还有个原因，我把它当成个拴马桩了，我让它拴住我。我害怕一旦没了束缚，我也会一头扎到路的尽头去。”

有时候我们会彻夜长谈。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前拳击手。一望而知，他那张伤痕累累的脸，就让他显得是个有故事的人。我并不热衷别人的故事，也不热衷一张伤痕累累的脸，我只是喜欢有故事的人。我觉得，作为偶尔的聊天对象，这样的人通常都很可靠——彼此之间不用过多的说明，依靠岁月给予的经验，就能达到某种心领神会的默契。在国内的日子，有些夜晚我就是在这儿度过的。打烊之后仍然不肯离去，那时候，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就剩下我们头顶的那盏灯在明明灭灭。有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升起，我们还没散，酒馆老板就穿上曾经的拳击短裤，我们沿着黎明的街道默默地跑上几公里。酒后长跑，在他，可能是出于常年养成的习惯，在我，却完全是拼死一搏的心情。那样的时刻，肉体的能量被压榨到了极致，就像一个极限跑，尽头若隐若现，而我，不过是沉溺于这种“尽头”的滋味。

今晚他不在状态，早早趴在了酒桌上。最后两个客人在半夜两点多钟互相搀扶着走了。小戴锁了门，把椅子一张张放到桌子上，方便第二天打扫。然后她过来坐在自己丈夫身边，用他的酒杯和我干了一杯。我依然亢奋，觉得还能喝下“无数”壶酒。

“我的一个朋友死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你们聊天儿我听到了。”

“我们俩同岁，差不多生日都是在同一天，他陪我过了两个生日。”我几乎是脱口而出了连自己都觉得有些惊讶的话，“他死了，我就觉得跟自己死了差不多。”

这话很矫情，算是酒话。我和邢志平之间，毫无这种生死之谊。但此刻我也并不觉得是在夸大其词。我只是有些吃惊，惊讶于一个人的死，会在这种程度上波及我的情绪。

“他是跳楼的吗？”小戴为我斟上酒，“你觉得你也会跳楼吗？”

我还真是认真想了一下，如实说：“不会。”

我是个酒鬼，在最消极的时候动过死念，但跳楼这种方式，似乎不在我的选择之内。

“那你们没有可比性，不要硬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你不要给自己这样的暗示。”小戴点起了一支烟。在我眼里，她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可能的话，你该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去死，这样你就知道了，死和死可能并不一样。”她说。

“会不一样吗？”我固执起来，闷头喝下自己的酒，“死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死法儿。就好像，路都是不一样的，但所有路的尽头都一样。”

小戴凝眉思考，过了一会儿她认可了我的固执。“好像也是。”她说，“以前我是个唱戏的，戏里所有的角儿，死法儿各不相同，但在台上表演，我从来都用一种方式。”

于是我们干了一杯。

酒壶空了，小戴去灌酒。我隔着窗子看外面的夜色。路灯下的夜晚，像塞满了破旧的棉絮。我手腕上有表，但我懒得看，我根本不想知道现在几点了。我想可能快凌晨四点了。那么此刻，是新西兰的清晨，儿子该去上学了。

“听首歌吧。”小戴拿着酒壶回来，“郝雷唱的。你听过她唱的歌没？”

“没有。”

“是个演员，不怎么唱歌，这首歌是她主演的电影里的插曲。”

“听听吧。”

“是电影原声，我看片子时候用手机录的。网上有单曲下载，可我还是愿意自己录下来听。”

“这有什么差别？”

“不知道，反正我喜欢这么干。你会喜欢这首歌的。”

“听了才知道吧。”

“可能我是喜欢自己录制出的那种毛毛糙糙的声音吧，听的时候，就能想起当时看片子的感觉，那个时间段，算是我自己的，不像下载的，是公共资源。烟缸呢？”

我们找了找烟缸，刚才它还在桌面上。原来在老板的怀里，他趴在桌上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烟缸划拉进了臂弯里。桌面上有很多烟头烫下的疤痕，酒鬼们喝到最后，从来就不会去找什么烟缸。

“你还喝得下去吗？今天晚上你喝得不少了。”她摸出自己的手机，在上面翻找那首歌。

应该是喝得不少了，但我觉得自己还行。在这里喝酒，我从来不计算斤两，只用自己的酒意来估量，每次结账，都是固定的三百元，这是个衡量我酒意达到饱和度的指标。我觉得这很便宜，用三百块钱就可以获得一个夜晚的安慰。“喝着看吧。”我说。

“我只能再陪你喝一壶了，前面陪其他客人喝了点儿。好了，找到了。”

对我笑吧笑吧，

就像你我初次见面。

对我说吧说吧，

即使誓言明天就变。

享用我吧现在，

人生如此漂泊不定。

想起我吧将来，

在你变老的那一年。

手机录制的效果差强人意，歌手的发音也是含混的风格，节奏很快，里面夹杂着隐约的喘息，不知道是电影的原声还是录制的环境使然。

过去岁月总会过去，

有你最后的爱情。

过去岁月总会过去，

有你最后的温情。

“真好听。”小戴说。

所有的光芒都向我涌来，

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

所有的物体都失去重量，

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

我给自己斟酒，酒水漫出酒杯。最后总是这样，喝一半洒一半。我把酒杯举在嘴边仰头喝下，又有一半倒在自己的下巴上。

“所有的氧气都被我吸光。外面儿现在就缺氧。这段你能听清吗？——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小戴给我提词儿。

“你一说我就听清了。”我果然听清了，最后那一句的发声，像一个悠长的叹息，以一个类似“啊——唉”的气声休止。“再放一遍。”我说。

小戴又放了一遍。

她说：“如何？”

我和她干杯，说：“我还想听一遍。”

“想起我吧将来，在你变老的那一年。这句我也喜欢。”

“再放一遍，我慢慢听得懂词儿了。”

于是小戴按下了循环播放的模式。她独自喝下一杯，问我懂不懂她干吗要放这首歌给我听。我只得点点头，我觉得我好像是懂。

“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这就是你那位朋友的问题，他走到头儿了。”

“为什么？”

“所有的氧气都被人吸光了嘛！不过他可能死得并不痛苦，喏，他一定也有过跟谁的初次见面，有过跟谁的最后的温情。”小戴说，“妈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吃了一惊，不知道是因为她给出的答案，还是因为“妈的”。

“喂，”她说，“如果你困了，就拼张桌子睡，这儿挺暖和的，暖气不错。”

“我想还是回去睡吧。”今天有些特殊，前拳击手先趴下了，还死了个人。我想我不能通宵留在这里了。

“你没问题吧？外面儿现在的空气你得花双倍的力气才能挤回去。”她朝窗外看了看，“像是有群看不见的胖子横在路上。”

“没事儿。我觉得这回天亮的时候，我最好在自己的床上醒来。”

“为什么？这回有什么不同吗？哦，你刚死了位朋友。”

“可能是的。嗯，就是，没错。人有的时候，完全被某些看似无关的事儿决定。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突然发抖，原因却只是，也只是：黄昏突然变得明亮，因为正有细雨落下。”我感到了自己的酒意，它突然达到了“三百块”的那个强度。而神奇的是，此刻窗外似乎真的也突然随之一亮。但是，没有细雨落下。我在饱和的酒意中，依然格外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有关明亮与细雨的说法，是邢志平曾经说给我的。邢志平曾经告诉我：当年他去大学报到，第一次出门远行，孤身一人坐在火车的车厢里，向车下送行的父母挥手作别，火车启动的一刹那，昏暗的车厢突然变得明亮，因为车外正有细雨落下。于是随着细雨的降落，随着火车的启动，他开始瑟瑟发抖……他把突然的明亮和突然的细雨，看作是自己突然发抖的原因。“可这能成为突然跳楼的原因吗？”我喃喃地说。

“如果真想知道，你就去找一下答案。”小戴说，“不过你真的不会也从楼上跳下去吧？嗯？不会吧？”

“不会。”

“那就好，千万别！觉得难过，就来喝杯酒。喝酒就是有这点儿好处，它能让你觉得路还没到头儿。”

“说得真好。”我由衷地说。我酗酒，这是我如今一切困境的总和。对此我无法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但小戴的这句话，我觉得充分极了，她响亮地给出了一个理由。这就是和有故事的人一起喝一杯的意义所在。

“我再给你灌一壶，再给你装点儿花生吧。不过拎着上路，人家没准会把你当成个送外卖的。”

“不用了，我喝够了。”

“说不定回去你酒瘾又上来了呢。”

“不会，谢谢你。”

我摸出三百块钱递给小戴。走出去的时候似乎真的是迎面和一个隐身胖子撞在了一起。小戴隔着窗子向我摆手。往家走的时候，我脑袋里飘荡着那首歌的旋律和零星的歌词。“我都快已经走到了所有路的尽头。”啊——唉！

我回到家里，并没有直接上床。家里还有半瓶紫轩葡萄酒，我对着瓶子喝了一口，觉得是喝了口糖水。然后我还画了会儿画，最后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